在陶渊明二十九岁年近而立之时,他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他的眼前有两个选择,往后一步是息交绝游独善其身的隐士之路,往前一步是投身济世踏入洪流的仕途之路。
陶渊明选择了向前。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说他是因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这样的缘故才出来做事的,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后来陶渊明归隐后晚年生活贫穷,房屋被烧,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条件比这时候更为恶劣,当时的江州刺史请他出来做官,他不为所动,直接拒绝。这说明对于陶渊明来说,出仕不只是囿于现实,也是一个从心的选择。
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份工作是江州祭酒。江州就是九江,陶渊明的老家,离家不远,对他来说是很便利的。很多人不太了解的是,祭酒是个什么官职?
祭酒,最早指的是在祭祀礼仪时浇奠祭祀的人,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从汉代开始,成为了官名,《汉书·王莽传》载:“为太子……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到了晋代,晋武帝设国子祭酒,后历代大多沿用,就是国子学或国子监的主管官,任职者一般需要通晓文史,掌管书籍文典。江州祭酒,也就相当于江州(九江)主管教育文化的官员。
作为初出茅庐的人来说,江州祭酒这个官职清贵,其实不算低,陶渊明应该在地方上有些声望,才能被推荐任职。但是在礼乐崩坏、军阀掌权的魏晋南北朝,人才拔擢凭借的是讲究门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而不是读书科考。江州祭酒不仅是个边缘化的职务,而且对陶渊明积极济世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不久陶渊明就辞官而去。
有一种说法,陶渊明辞官是因为不喜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王凝之名气不大来头不小,他的父亲是“书圣”王羲之,他的弟弟是王献之,他的妻子名气也很大,是素有“咏絮才”的谢道韫。王凝之迷信五斗米教,敌人都攻打到城楼了,他还跪在坛前祷告,最后祸及全家。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谢道韫手持刀刃守在家门前抗击,从容被捕,她的大无畏风骨让敌军也深为佩服,将她释放。据说当年谢道韫嫁给王凝之后,回家省亲闷闷不乐,家人说你嫁给王家公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她回答“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意思是家中都是才俊名士,想不到天底下还有王凝之这样的人,才女的郁闷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作为陶渊明的上司,王家又与陶侃曾为政敌,他任职不久就请辞,也说得过去。
当然史书是说他“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官职高于祭酒),他也不去,仍然待在家里闲居。可以确定的是,他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是江州地处长江中游,战略地位仅次于荆州和京口,每次时局动荡,这里都会受到波及。
陶渊明即使想不问世事,他那颗家国之心也未必能完全安静下来。在出仕从政的道路上,陶渊明眼前一直有两个榜样:一个是从小吏做起,一步步走向公候之路的曾祖陶侃;一个是入军阀幕府,成为重要幕僚,通过军阀的权势去实现政治理想,比如外祖孟嘉。第一条道路以江州祭酒的辞职宣告失败,于是陶渊明转向第二条道路。
公元398年九月,桓玄出任江州刺史,十月在江州被推为盟主。陶渊明看到了从政的另一条途径,他时当壮年,三十六岁左右,还有再试一次的资本和勇气。
陶渊明入桓玄的幕府,一是孟嘉的榜样力量,二是孟嘉在桓玄父亲桓温幕府多年,有良好的关系和人脉,而且桓玄不仅本人“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晋书▪桓玄传》),著有《桓玄集》二十卷,具有诗人气质,曾颁布改简为纸的命令,让纸张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书写载体。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局中,桓玄年青势大,他以荆州为基地,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当时人们把挽救晋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当这样一个年青有为的人物来到江州(桓玄任江州刺史时不到三十岁),父辈有着良好的交情,彼此有共同爱好和文学修养,陶渊明应该是抱持着很大的热情进入桓玄麾下的,证据就是他得到了桓玄的重用。
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两首诗中,我们知道公元400年陶渊明奔赴京都,被桓玄派遣前往京都出使,这个任务非亲信不能担任。
奔赴京都的第二年,陶渊明的母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并按制守孝丁忧,从此结束了在桓玄幕府大概三年左右的经历。三年后桓玄篡晋称楚,成为逆臣,再过一年被诛杀。
公元404年,陶渊明正当四十不惑的年纪,思想趋于成熟,此时他既有奔走朝廷与军阀之间的阅历,又有供职军阀幕府的经验,或许他还没有失去济世的信心,还愿再试一次。三年孝期没满,陶渊明就出仕了,就任讨伐桓玄的刘裕军中参军。
陶渊明刚给桓玄当了幕僚,怎么一转身就投入刘裕的麾下?这似乎和后世许多赞赏陶渊明“不事二主、忠于晋朝”的评价不相吻合。更别说后来刘裕也谋朝篡位,建立了刘宋朝廷,最终结束了晋朝的历史,开启了南北朝的混战。
其实不难理解,此时桓玄是篡位的逆臣,而刘裕高举“讨逆”大旗,且“以身范物,威禁内外,二三日见风俗顿改”(《宋书·武帝纪上》),出身布衣,重用寒士,在后世被歌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不同于这些世家,没有篡位的根基,看起来是一位中正的新阶层领袖,给摇摇欲坠的东晋王朝带来了希望。事实上刘裕一直不敢暴露自己的野心,在十六年后才篡位,此时他挽救晋室于危难,谁又能知道十六年后的事呢?
也有可能,陶渊明出仕是不得不为之的。他曾是桓玄幕僚,现在桓玄谋逆,人们就要怀疑他究竟是什么态度。刘裕率军征讨到了寻阳,他因为自己根基薄弱,特别注重招揽人才,当时陶渊明是江州名士,又曾为桓玄幕僚,如果陶渊明愿意响应他的征辟,不仅证明他是正义之师、民心所向,又能展示他求贤若渴的大度器量,还能争取晋朝旧臣,毕竟陶渊明为晋朝大司马陶侃之后。双方都有立场,中间又少不了牵线搭桥之人,比如王导的曾孙王弘,既是陶渊明的同僚,又在刘裕手下以战功封侯,是能说得上话的。后来还有殷景仁、颜延之这些人,都是陶渊明的好友,又受刘裕器重。可以说,仕途这条路对陶渊明是一直畅通的,只是由陶渊明自己选择接受还是止步。
陶渊明和刘裕的关系似乎并不亲密,他只担任了刘裕镇军参军职务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转任建威参军,给刘裕麾下的另一员大将建威将军刘敬宣做幕僚,不知道是陶渊明自己的想法还是被推离权力中心。
在陶渊明任刘裕幕僚的这一年时间里,刘裕的主要动作是消灭桓玄旧部,陶渊明的处境尴尬可想而知。而且刘裕的主要精力在军事上,重用嫡系,以战功大封,陶渊明的被冷落也是能够想象的。根据陶渊明的诗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在刚刚进入刘裕幕府时,陶渊明还是心怀希望,想要有所作为的,既然通向仕途的机会来临,不如顺天应命走上这条道路。所以在诗中他还写下“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这样气息蓬勃的诗句。
不久刘敬宣受到刘裕的猜忌,向晋安帝自请上表解除了建威将军和江州刺史的官职,陶渊明受命替他前往建康上表,途中经过安徽钱溪写下一首诗,“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表明他的思想从做官向回归田园的大转折。
既然建威将军职务解除,建威参军也就顺利成章可以离开,陶渊明以彭泽离家近、有官田可酿酒的借口,找了一个彭泽令去当。他任彭泽令的时间比之前都短,仅八十多天,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日,他留下了让后世津津乐道的故事。有人说他在彭泽的时候为了喝酒,准备让公田全部种可以酿酒的秫谷(有粘性的高粱),因为妻子的要求,才种了五十亩粳米,一顷五十亩的秫谷。更加出名的是因他不想“束带”去见督邮,脱口而出名言“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邪”,辞官而去。这个故事流传甚广,被萧统记载在《陶渊明传》里,究竟真假不可考。陶渊明在诗中只说因为妹妹去世奔丧,因此辞官而去,从此不论朝廷如何征召,生活如何困顿,他再不入世局。
在东晋末朝风云突变的时局中,陶渊明几次出入于政治的漩涡中心,他绝不是后来有些人以为的那样,仅仅只是因为恬淡的性情不适合做官。他有过政治理想并为之行动,他曾直面酷烈黑暗的世道并勇敢前行,他眷恋自家的田园但是也希望能使更多的田园免遭于难。只有理解了这个多面且立体的陶渊明,才能更加懂得回归田园的陶渊明,构筑桃花源理想国的陶渊明,超脱于时代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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