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张雷：少年陶渊明--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田园诗宗
田园诗宗陶渊明，以冲淡隽永的诗文辞赋，躬耕南亩的身体力行，为世人熟知。很多人都知道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更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从此终老田园。诗人李白还加以发扬写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名句。大部分人对陶渊明的了解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但是也仅止于这个“辞官归去”的背影。
陶渊明少年时，那些大英雄和大文豪们大多已经去世，后英雄时代的王谢世家也走向没落，晋室衰微，各地掌握军权的军阀林立，已出现了末世之象。
在这乱世之中，陶渊明一出生就在局中。
陶家世代居吴地，先前在鄱阳（今九江市都昌县），后迁居浔阳（今九江），高祖父陶丹为三国时东吴的扬武将军，地位不高，曾祖陶侃是东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陶侃的母亲湛氏是中国四大贤母之一，“截发留客”——她剪去长发换取物资来招待宾客，“封鮓退书”——她退回儿子从公所得的腌鱼教育他为官清廉。在她的教导下，陶侃从寒微的浔阳鱼梁小吏出身，一路东征西战，先后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封柴桑侯、长沙郡公，官至东晋大司马，位极人臣，曾被认为有篡晋的实力和野心。但是，在晋室的中原贵族和世家眼里，陶家属于南方蛮族之一的溪族，即使功高盖世，世家贵族们常常有求于陶侃，也仍然看不起他，背后讥讽他为“溪狗”。
陶侃去世之后，陶氏家族的大部分人每况愈下，陶渊明的祖父还做过太守，到了他父亲就只担任过可有可无的职位“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不因做没做官而愠喜，性情淡泊。在陶渊明八岁时，他父亲去世，家境没落。
父系一族的陶侃给陶渊明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陶侃以寒微出身，能掌握时局动向，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不能不说对青年陶渊明的“猛志逸四海”有所刺激。陶侃虽然晚年过着豪奢的生活，但是他终生保持着勤劳严谨、理智节制的态度，饮酒不过度，爱惜竹头木屑，劝农课桑，爱惜劳动，曾经因为有人随便扯下没成熟的稻子而施以惩罚。在他的治下，“百姓勤于农植，家给人足”（《陶侃惜谷》）。
对农稼的重视，对劳动的爱惜，在陶渊明身上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这不能否认有陶侃对他的影响。
由于父亲去世得早，陶渊明和母系亲属往来较多，他的外祖父孟嘉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陶渊明曾经为孟嘉写了一篇详细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他的生平和轶事不仅熟识，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赞扬和仰慕之情。
孟嘉是江夏郡人（今湖北省阳新县，与九江交界），也是吴地世族，曾祖孟宗是二十四孝之“哭竹生笋”的主人公，曾任三国时东吴的司空，与陶家应为世交。孟嘉娶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陶渊明的父亲，与陶家的关系可说是非常密切了。
孟嘉的出身比陶家高，属于吴地的士族，孟嘉自身温文儒雅、襟怀淡泊，早年就“名冠州里，声传京师”（《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曾任江州别驾、征西参军等职，是当时最受赏识的名士一流，留下了“孟嘉落帽”的典故。孟嘉高贵潇洒的名士风度和含蓄高贵的文人修养，与陶渊明冲和淡泊的气质有着显著的同类气味。
从政治立场上来说，孟嘉对陶渊明有着直接的影响，他和东晋权臣桓温关系匪浅，深受桓温器重，晚年长期在桓温的幕府任职，担任过桓温的从事中郎、长史等职务，在《晋书》里《孟嘉传》是附在《桓温传》中的，可见他们的从属关系。这为陶渊明后来进入桓温之子桓玄的幕府，提供了一种参考，也打了一个基础。纵览陶渊明一生，陶侃一系留下的“耕”，孟嘉一脉留下的“读”，几乎就是陶渊明身体力行的生活宗旨，后来江西人“耕读传家”的家风，佛教禅宗“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教义，与陶渊明不无关系。
除了陶侃和孟嘉，还有两个人对早年的陶渊明也形成影响，一个是陶侃的孙子陶澹，好读《易经》，十五六岁时就追求道家长生之术，后来州县要推他为秀才，他就入山隐居不出了，“终身不返，莫知所终”（《太平御览▪逸民部卷三》）。这和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里的人物有着些许相似的意味。
还有一个是孟嘉的弟弟孟陋，也是一位隐士，不过他并未离开家门，只是不去做官，桓温想邀请他出来，被他婉言拒绝。他是一位儒士，注释《论语》十卷，“学为儒宗”“名著海内”（《鄂城孟氏宗谱》），不和当时的官场中人交游，常常一个人去钓鱼，连家人都不知他的去向，活得很自在。陶渊明身上就有着他的影子，特别是这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其五），良辰孤往，息交绝游的淡泊境界和生活方式，应该与陶渊明非常契合。
陶渊明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这种性格的养成应该和幼年时期，身边长辈的言行举止和审美情趣大有关系，他的父亲、堂叔、外叔祖都是这种隐士之流的人物，对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学修养、道德情操都有着潜移默化塑造。
陶渊明二十九岁之前写的诗歌几乎没有留存，人们只是根据他后来在诗中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来推断他的生活。他自述“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琴与书都是士族雅士的必备修养；“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受过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事实上儒家道家的学术经典陶渊明都有涉及，根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统计，陶渊明写诗用典用事《庄子》最多，有49次，《论语》第二，有39次，《列子》第三，21次，还有他在诗中歌咏古代的贤德隐者志士和《山海经》里记载的神话人物，“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其一》），不难看出陶渊明在青少年时期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兴趣广泛，精力充沛，非常注重自身的品德情操和文化修养。他自叙“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强调的是一种对阅读的热爱，“甚解”不是不解不懂不知，而是不去过于搜求达诂。
“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其十），不仅读千卷书，还行万里路，看来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家庭经济条件不错，能支撑行游万里的资费，他也有着基本的防身技能，很可能自小习武，陶侃一族本身就是好勇善战的溪族，才能建立赫赫战功，陶渊明后来数次担任军队的参军镇军职务，虽然是文职，但行军辛苦，也需要健壮的体魄和军事素养，而且在东晋时期去往距离北方民族非常近的张掖与幽州，是有一定危险的。这一段行游经历带给青年陶渊明的，还有对时局动荡、南北分裂的宏大视野，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目前无法考证陶渊明是什么年纪开始出游，出游的见闻也极少见于他留下来的一百多首诗文里，但是一个具有儒学文化修养，心地淳厚善良的少年人，行游万里所看到的家国乱象，必然让他有所思考和动容。他“性本爱丘山”，但是身为陶氏后人，身处江州之地，心怀四海猛志，又怎么会置身世外？他当然会投入历史和人生的滚滚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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