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纶(1520年——1577年),明朝江西宜黄人,字子理,号二华,抗倭名将,杰出军事家,戏曲活动家。“时势造英雄”,明朝嘉靖时期的倭寇之乱,使得谭纶,这位文臣走向了抗击倭寇的前线战场,平定了为害百姓数十年的倭寇之乱。《明史•谭纶传》记录:“纶终始兵事垂三十年,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他主持修筑了延续至今的明长城,成为八达岭长城的再造者。他痴迷戏曲,将两大地方戏曲浙江海盐腔与江西弋阳腔融入形成“宜黄腔”,成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一大流派。他充满智慧,在明朝波谲云诡的政坛当中,他从不随波逐流,他淡泊名利、严守清廉,使他成为官场的长青树,穿越嘉靖、隆庆、万历三大政治周期,赢得生前身后名,创造了明朝官场的一个奇迹。
南荡倭寇,北修长城。以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的“争贡之役”为起点,中国与日本贸易纷争不断,严重扰乱了沿海的治安秩序,明朝干脆宣布中断一切海上贸易,这样一禁了之的做法,导致走私贸易泛滥,倭寇之乱不减反增。谭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进士,仕途起步时,仅仅是南京礼部的一个六品主事。籍籍无名时,他热爱读兵书,做研究,写心得,有作品《说物寓武》。后调任“职方司”,主要负责平时军事资料的搜集和战时作战方案的定夺,这为他积累了不少军事才干。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倭寇突然突破防线,杀到了南京城下。谭纶主动请缨,临时招募500余名壮丁,一举将敌人击溃。正是这样,谭纶脱颖而出,被朝廷任命为台州知府,开始了他三十余年抗倭的辉煌经历。他知人善任,擅于管理,他的手下,名将辈出,戚继光、俞大猷,令敌人闻风丧胆。他的部队精锐,作战勇猛,捷报频传。终于,浙江的倭患宣告平息。隆庆元年(1567年),谭纶调回兵部。不久,他和戚继光又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筑修长城,巩固边防。在他的亲自主持下,3年时间,从山海关到居庸关,古长城焕发了青春,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长城雄姿。2006年8月,八达岭长城的修缮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块明隆庆三年(1560年)的题名碑,上面刊刻了17位修筑长城的官员姓名,其中列第一位的便是:宜黄谭纶。
忠肝义胆,儒家风范。谭纶属于“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他出生书香门第,家庭条件优越,祖父谭廷用、父亲谭镐皆是饱读圣贤的读书人,父亲还曾经担任过承德兵部司主事之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他年幼的心灵中生根发芽。谭纶因为赫赫战功,最高职务担任兵部尚书,可谓权倾天下,但是,谭纶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认为位居高官,是一种责任,就应该为国家,为百姓鞠躬尽瘁,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以清廉作为自己的本色。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谭纶在《恭谢天恩疏》写道:“受此高厚之恩,即粉身碎骨,无以为报,自是敢不益励初心,勉图后效,实心为民,忠诚体国,清白著声。”由此可见他的忠诚和赤忱。谭纶曾经写给弟弟一封家书,家书里,除了洋溢着浓浓亲情之外,还真切地体现了谭纶对家人的严格之爱,他详细列出了“十七戒”:包括戒受人请托、戒信术士、戒狂饮轻易论事、戒纵童仆出外生事、戒奢侈、戒说人长短,等等。他深爱着家人,可他公私分明,从来没有利用官位为家族谋私利,反而是对家人殷殷告诫,对身边人严格要求。这“十七戒”今天读来,依然给人警醒,让人明理。明神宗皇帝用 “文武忠孝”给予谭纶高度评价。
痴迷戏曲,文艺才子。谭纶除了打倭寇,干工作,写文章,他还是一位文艺青年。他热爱戏曲,在浙江台州,行兵打仗之余,他会让当地海盐腔戏班子来上几幕戏,以缓解压力和疲劳。回家乡宜黄时,他带回海盐腔戏班教习本地艺人并将弋阳腔融入其中形成“宜黄腔”,中国戏曲的一个崭新流派就此诞生。“宜黄腔”深受戏剧大家汤显祖的推崇,用宜黄腔演绎的《临川四梦》一经上演就声名大振,流传至今。谭纶,用这样的方式为家乡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宜黄腔”成为今天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成员。
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就在于每一个时代都诞生了一批时代伟人,他们饱含着生命的激情和理想的情怀,一心为国、为家、为百姓,夙兴夜寐、鞠躬尽瘁,把自己点亮,让自己燃烧,无论是发出璀璨之光,还是发出荧荧之亮,他们都始终坚持着理想,坚持着追求,坚持着自己的道路。他们,定天下,安百姓,立精神,传文明。谭纶,就是他们中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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