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川县首创“落大宗发小证”林权登记模式 确权到户、权益到人

黎川县首创“落大宗发小证”林权登记模式 确权到户、权益到人

一块山场由15户村民共有,每户证载面积均为22.4亩,但户与户之间的内部界线却长期说不清。抚州市黎川县湖坊乡塘坊村村民兰发根曾为此发愁:“我们也不清楚自家山地的权属界线到底在哪,15户人家商量起来也麻烦。”如今,一张标注清晰的“小证”让15户各自的份额得以落定。兰发根舒了一口气:“多亏了‘小证’,把我们各家的山场份额弄清楚了。”

从“商量也麻烦”到“界限清晰了”,变化的背后,是黎川县在全国首创的“落大宗发小证”林权登记模式。作为我省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黎川县在全面完成85项既定改革任务的同时,聚焦林权产权界限不清、产权关系不明确等历史遗留问题,通过三项具体做法串起“确权—登记—流转—融资”全链条,以一项登记制度上的“微改革”,撬动了林权营商生态的大效能。

黎川县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

黎川县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

拿到林权证的村民。

拿到林权证的村民。

■破题:不争边界 先定份额

林权历史遗留问题时间跨度大、矛盾积累多、成因复杂。过去,受测绘精度不足、历史记录不清等因素影响,部分山林存在证图面积不符、地界模糊等问题,成为影响林农权益、制约山林资源盘活的“堵点”。

黎川县的破题之道,不是继续在物理边界上“一尺一寸必争”,而是改用一套确权规则。具体而言,按照农民约定俗成的划分思路,依据林业“三定”、林改方案、承包经营合同及其他合法权属来源证明,将相邻联户经营的小宗地合并为大宗地,并按照《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编制一个不动产单元号,形成“大宗”;不动产权证上的“小证”面积,则按经核对的“林改”与“三定”等权属来源材料上的林地面积登记归档、形成数据库。通俗地说,“落大宗”是在不改变各户实际经营权的前提下,把相邻农户的零散山场整合登记为一个大地块,明确各户按比例持有的份额;“发小证”则是为每户颁发附有精准宗地图的产权证,大宗地块的权属范围与共有份额一目了然。

“这种方式跳出了传统意义上对物理边界‘一尺一寸必争’的局限,从源头上减少了因界线不清引发的纠纷,实质是确权到户、权益到人。”黎川县林业局林权服务股负责人刘伟解释道。这一技术方法大幅节省了外业人力与资金成本,也为林地权属争议调解、森林资源合理利用奠定了基础。

确权规则定了,地籍调查如何跟上?作为省林权地籍调查工作机制和方法创新试点县,黎川县在集体林权地籍调查方面注重发挥乡村组作用:根据权属来源资料,充分运用全国国土调查、高分辨率影像图、实景三维数据等成果,以内业为主开展调查指界,内业无法确定权属界线的,再开展外业调查。这一“内业为主、外业补充”的调查方式,有效提升了林权地籍调查的效率与准确性,推动了林权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为破解林权遗留问题提供了长效机制。

■提效:责任到组 核实存档

林权地籍调查并非单一部门“单打独斗”,而是乡镇组织村组确认、自然资源部门提供测绘与登记技术支撑、林业部门衔接林权管理,把确权从“部门端”延伸到“基层治理端”。

针对林地宗地界址、登记内容不准确等问题,黎川县创新林权不动产登记改革确权方法,在数据整合和规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组织村、组确认山林农户权利人,涵盖划分大宗与村组确认两个环节,明确责任主体、细化操作步骤、注重核实存档,切实提升林权遗留问题的解决效率。

数据是最直观的注脚:通过“落大宗发小证”技术方法,该县有效解决登记信息不明晰、权属重叠等林权历史遗留问题2.67万宗;今年以来,共解决38户农户38宗林地界址错误、面积不准确问题,涉及面积597.2亩。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林权确权登记超19万亩,发放林业不动产权证1129本。

确权是基础,盘活是关键。随着权属日益清晰、权证更加过硬,黎川县进一步打通林权价值实现渠道:搭建县乡林权交易平台,拓展“林权+信贷”“林权+保险”等金融服务,林农可凭不动产权证便捷办理抵押贷款,参与合作社经营或流转出租;同步推进林权“带押过户”改革,将抵押注销、流转、抵押登记三项业务“一并办理、一次办结”,办理时限从15个工作日压缩至1天,经营主体无需再筹措“过桥资金”。

黎川县荷源乡陈家村林农万德仔对此感受颇深:2006年分山时,他家的5亩山林被误划入邻居山场,产权证明与实际情况长期不符。“这相差的可是近5万元收益。”随着新证发放,边界清晰了、权益落定了,他的踏实感也随之而来:“山场面积终于对上号了,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说法

●袁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规则之“定”换来山林之“活”

“这项改革的经济学意义,不在于发了多少本证,而在于它把林权确权从‘物理边界之争’拉回到了‘产权规则之定’,进而让‘沉睡’的山林变成可抵押、可流转、能增收的‘活资产’。”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袁骏认为,过去林权遗留问题的症结,表面是“界线划不清”,深层却是制度性确权成本长期沉淀在基层——测绘精度不足、历史记录散失,每宗林地完成“一尺一寸”现场指界都要付出极高的谈判和时间成本,最终转化为林农和经营主体面前的“办事难、流转难、融资难”,群山“变现”也就无从谈起。

“黎川县此举的巧处,是用‘按份共有’的制度设计替代对每一寸物理边界的穷尽式追索,把确权成本从‘无限精确’压缩到了‘可操作的确权’层面。”袁骏说,“对营商环境而言,这就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减法。产权经济学有个基本判断:在交易成本可控的前提下,产权明晰、可执行、可转让,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条件。‘落大宗发小证’做到了前两条,后面的流转和融资才具备前提。”

“金融和产业,是确权之后的‘下半场’。”袁骏认为,产权登记只是资本化的第一步,银行愿不愿意贷款,还取决于林权能不能定价、能不能处置、风险能不能覆盖;林权抵押贷款在不少地方都遇到过“评估难、抵押难、处置难”,所以“可抵押”不等于“可贷”,更准确的说法是“可抵押、可定价、可处置”。同时,公益林、天然林受采伐限额和用途管制约束,林地转用、工商资本进入也有监管,“群山变现”不能没有生态底线。黎川真正的价值实现路径,可能不只在抵押贷款,还在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碳汇和生态补偿;确权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最终能走多远,要看经营主体、产业配套和市场需求。当每一份份额都有证可依、每一片青山都有路可走,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便有了安如磐石的制度支点、势如破竹的实践力量。

文/刘志洲 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温伟程(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