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薪火赓续 长路当歌

江西，既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孕育地。90余年前，这片红土地见证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抉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踏歌而行，今人重温这条从江西出发的漫漫征途，不是沉湎过往的荣光，而是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历史的红飘带接续飘扬，继承革命先辈之遗志，我们正在奔赴民族复兴的壮阔前程。

江西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龚莉芹）九十载岁月峥嵘，九十载弦歌不辍。

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长征血脉，本报今天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特别报道采用邮票式版式，以“传、忆、寻、望、读”为脉络，串联烽火过往与盛世今朝，铺展一幅气势恢宏的时代长卷。

《长路当歌》擎炬传薪，以版画图景书写赣鄱大地精神接续；《峥嵘岁月》回望来路，在滚滚硝烟中铭记铁血征程；《北上寻踪》踏迹追思，以岁月遗存缅怀先烈忠魂；《山河见证》放眼今朝，尽显红色江西蓬勃生机；《一张报纸的长征》溯源《红星》报星火，接续《红星少年报》新篇，让红色文脉生生不息。

回望来时路，初心历久弥坚；奔赴新征程，步履奋勇向前。江西将汲取长征精神磅礴伟力，昂首阔步新长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长路当歌

山河为证，青史留痕。

长征，既是一条浴血求生的突围之路，也是一条精神淬火的信仰之路；它始于赣南山川，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进行战役战斗600余次，总行程6.5万余里，“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英雄史诗。

江西，既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孕育地。90余年前，这片红土地见证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抉择。

1934年10月10日，于都河畔星夜沉沉，8.6万余名红军将士踏过百姓拆下门板搭起的浮桥，毅然向着未知的远方启程。这不是一段从容的旅途，而是在血雨腥风之中为保存革命火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悲壮远征。

这是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征途。血战湘江，江水染赤；飞夺泸定桥，铁索浴火；翻越夹金山，风雪侵衣；跋涉松潘草地，沼泽噬人。前有重兵扼守天险，后有敌军衔尾追击；空中有敌机轮番轰炸，地上缺粮少药、衣衫单薄。这支以草鞋为履、以信仰为甲的队伍，在绝境中一次次冲破生死关口，沿着红旗指引的方向坚毅前行。

远征路上，太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山野河谷，再也没能传回一封家书，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一纸“北上无音讯”，是苏区亲人漫长一生的守望，也是无数革命英烈悲壮的生命注脚。

90余年后，当年悬于苏区百姓心中的牵挂，化作我们今天跨越山河的寻访。今年3月，江西日报社启动“重走长征路 北上寻音讯”大型融媒体报道，5个采访组沿着红军北上的足迹，踏遍长征沿线旧址，寻访红军后人以及相关事件的亲历人、知情者，打捞湮没在岁月里的往事。

这一次重走，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寻音之旅。

我们踏过先辈走过的征途，触摸斑驳的革命遗存，倾听代代相传的口述记忆，为那些“北上无音讯”的英雄找寻踪迹、留存故事。

我们以笔墨记录、以镜头留存，把散落在千山万壑间的英雄故事重新汇聚，告慰长眠于征途的忠魂，回应当年苏区百姓无尽的惦念。

我们走过的漫漫长路，既是革命先辈的奋斗之路，也是今人回望初心、汲取力量的精神航道。

从赣南群山向西北求索，一路烽火一路歌，歌声里有坚韧，有悲壮，有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

长路当歌，赞颂的是永不弯折的革命理想，讴歌的是血肉相连的鱼水情谊。没有坚定的理想，便没有九死不悔的远征；没有人民的托举，便没有绝境之中的突围。长征路上的每一步，都在回答一个根本命题：共产党人为何出发、为谁而战。

艰苦卓绝的长征路，是草鞋踩出来的；坚如磐石的信仰，是绝境磨出来的。伟大长征精神，不仅是纪念馆里的文字、书本上的故事，更是面对风险挑战时笃定的必胜信念、攻坚克难时迸发的血性勇气，以及心系人民、矢志向前的不变初心。只有信仰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用激情燃烧理想、把苦难踩在脚下、把失败危机化为胜利转机、把看似不可能变成可能。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踏歌而行，今人重温这条从江西出发的漫漫征途，不是沉湎过往的荣光，而是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历史的红飘带接续飘扬，继承革命先辈之遗志，我们正在奔赴民族复兴的壮阔前程。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范嘉欣

峥嵘岁月

聆听，是为了铭记；回望，是为了前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怀着对英烈的致敬、对初心的追寻，本报多组记者踏访长征沿线革命旧址、历史遗迹，翻阅红色史料与亲历者手记，二万五千里征途上的关键节点、重要抉择与英雄群像，透过一件件实物、一处处遗存、一段段口述，逐渐清晰，系统铺展出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

信仰如炬，照亮漫漫征途

长征是艰苦的，也是顽强的。绝处逢生，凭的是什么？革命胜利，靠的是什么？继续前进，需要什么？

答案，写在赣粤边那片条件艰苦的密林里。

主力红军远征之后，项英、陈毅率留守部队在数十万敌军重兵“清剿”下坚持游击战争，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络。“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陈毅的《赣南游击词》，记下了那段异常艰苦的岁月。三年浴血鏖战，红旗始终不倒。

答案，写在湖南永州道县石马神村村口那棵冬青树下。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请功，他趁看守不备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支担任全军后卫的6000余人队伍，为掩护主力渡江一步未退，最终伤亡殆尽，史称“绝命后卫师”。

答案，写在广西桂林灌阳县那口直径不过2米的酒海井里。

新圩阻击战撤防后，100多名无法转移的红军重伤员被反动武装逐批投入井中。2017年打捞出水时，经鉴定的骸骨都是15至25岁的年轻人，最矮的身高仅1.37米。

有些红军战士没能留下名字，却用生命践行了信仰的承诺。长征路上，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前面，每仗打下来，党团员常常占到伤亡数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立身为旗，带领队伍向着同一个方向坚定前行。

信仰如炬，照见的是牺牲，更是绝境中向着胜利坚定前行的力量。

坚守初心，永葆为民本色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温暖岁月的半条被子可以作证。湖南郴州汝城县沙洲村，3名红军女战士借宿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床行军被剪下一半留给徐解秀，并对她说：“今天很对不起，只给你们留下半条被子。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看你。”一句朴素的承诺，连着共产党人与老百姓最真挚的情感。

那些斑驳的门板可以作证。湖南永州蓝山县新村钟水河畔，老长工李可铁捐出家中唯一门板，和乡亲们一起架起浮桥，让红军顺利渡河。于都河边，百姓拆下房梁、献出寿材搭浮桥，妇女连夜赶制20多万双草鞋，800多条船、数千名挑夫跟着队伍出发，周恩来曾感慨道：“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红军走到哪里，就把为民的初心带到哪里。遵义城里，从瑞金一路肩挑过来的“红军票”按高于市价两成兑换，一块银元换一块二角苏区币，1元苏维埃币能买7斤盐，比市价多出来的4斤盐，换来了老百姓对这支队伍的信任。蓝山百姓把红军写在墙上的13条标语，像守护家训一样守了90多年；红军伤员留下的一个粗布布袋，被尹家珍藏了几十年。

一颗赤诚为民初心，换来的是人民群众的倾心相随。苏区时期，于都6.8万多人参加红军，兴国子弟整建制加入“兴国模范师”；多少少年在鞋里垫纸、偷偷垫高身高，就为了加入红军的队伍。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这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实事求是，拨正航向开新局

长征，是在一次次摸索、一次次会议、一次次调整中，蹚出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一盏马灯，照亮长夜。‌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在云石山作出战略转移的务实决策，客观上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血战湘江之后，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部队向哪里去？

一幢小楼，拨正航向。‌

‌1935年1月，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那间27平方米的会客室里，20位领导人围坐在一起，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扎西会议作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部署，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界灵活穿插，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长征的胜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胜利。

从被迫战略转移到主动开辟新局，一路70多次重要会议、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我们党正是在自我革命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薪火相传，奋进启新程

一件毛衣、一本手记、一盏马灯、一封家书、半条被子、一块门板……构成了伟大长征精神的具象载体。90载光阴荏苒，长征的一个个细节在历史长河中未有褪色而愈发鲜明。

今天，长征沿线的红色遗存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遵义会议会址修缮工作基本完成，以更好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依托扎西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旅”名片，近3年累计接待游客906万人次；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白沙场镇2025年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地方发展深度结合；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2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5万元。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将士的信仰之光、信念之火、信心之歌，必将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瑞颖 唐文曦

北上寻踪

于都河水滔滔，见证了那场伟大的出发，也见证了一场漫长的守望。

当年，8.6万余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踏上长征路，其中赣南子弟便有5万多人。万里征途浴血鏖战，队伍抵达陕北时仅剩7000余人，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南子弟永远倒下。

烽火隔绝音信，岁月掩埋忠骨。亲人不知他们殒于哪场血战、埋骨在哪方青山，只留下跨越世代的漫长等候。

北上无音讯 牵挂几代人

一句“等我回来”，她守望了整整一生。

新婚仅二十日，王金长告别妻子段桂秀参加红军踏上征途，此后便杳无音讯。一纸写着“北上无音讯”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成了留给她最后的念想。

从青丝等到白发，段桂秀是赣南苏区最后一位红军烈士遗孀。2019年，已是百岁高龄的她，在于都县烈士纪念园英名墙前，踮起脚、举着竹竿轻轻触碰丈夫王金长的名字，漫长岁月积攒的思念，在这一刻化作汹涌泪水。今年8月23日，段桂秀安详辞世，留下于都河畔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

兴国县革命烈士陵园里，镌刻着23179个烈士名字。鲜少有人知晓，墓园里绝大多数都是衣冠冢。墓碑上，没有烈士的牺牲时间、牺牲地点，他们的烈士证上，同样标注着“北上无音讯”。

整个赣南苏区，这样的烈士陵园还有很多。青山依旧在，而当年踏上长征路的儿郎再也没能回家，成了亲人永远的牵挂。

于都籍红军战士林罗发生踏上长征路后，便音信全无。寻亲，成了林家几代人的执着追寻。烈士侄孙女林丽萍跟随长征源合唱团四处演出，每到一地，她都会寻访当地烈士英名碑，搜寻小爷爷的名字。终于，她在湘江战役英名廊找到了“林罗发生”。

一次寻亲成功，牵动着无数仍在守望的家庭。还有多少“林罗发生”，等待被找到？

群众的所思所盼，正是党媒的使命担当所在。今年3月，江西日报社发起“重走长征路 北上寻音讯”采访行动，以媒体之力，帮助更多先烈“回家”。一场沿着长征路线开展的追寻之旅，就此启程。

踏遍长征路 寻访英烈魂

“清明节，先祭红军英烈，再拜自家祖先。”在湖南郴州的深山里，一户高姓人家，将这句话作为家训。

当年红军长征途经郴州，七名负伤的瑞金籍战士，被村民高树魁收留。敌人闻风而至，一场战斗后，七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从此，高家三代人接力守墓，90余年从未间断。采访组寻访高家后人，打捞起这段尘封往事。依托本次寻访行动，今年清明，瑞金寻亲团远赴英烈长眠之地，捧回七抔泥土，安放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的松柏树下。

广西灌阳，湘江两岸涛声依旧。92年前，新圩阻击战在此打响。兴国模范师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八团，1800多名兴国子弟奉命阻击强敌，掩护主力渡江。重兵环伺，炮火连天，绝大多数将士血染湘江。采访组往返灌阳、兴国两地，走访核验、比对史料，厘清部分兴国籍烈士的身份信息。长眠湘江畔的忠魂，终于有迹可寻。

遵义桐梓的黔北深山，75岁的村民徐元太数十年守护着江西籍红军侯忠茂的墓地。当年侯忠茂牺牲后，徐元太的祖辈联合乡亲，悄悄收殓安葬了这位红军战士。徐元太向采访组说出心底数十年的期盼：“希望找到侯忠茂的亲人，让红军安息，让亲人安心。”这份期盼被带回江西，采访组正联合相关部门全力寻亲。

四川宝兴，夹金山群峰巍峨。采访组联合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翻阅《雪山丰碑》等史料，交叉考证，确认灵关镇河口村一座无名红军墓的墓主人，是一名江西子弟。1935年秋，他随红军北上途经此地，在战斗中牺牲，当地百姓世代自发守墓。采访组的报道，让这位红军战士的故事广为流传，也让这段军民鱼水情为人知晓。

这次寻访行程逾万里，翻阅上万份烈士档案，已核实30余位英烈下落。寻访带回的，不只是一个个名字、一抔抔泥土，更是时光珍藏的军民同心。英烈精神，沿着漫漫长征路，代代赓续。

山河不曾忘 薪火传今昔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数百篇图文稿件与融媒体产品接连推出，上百家主流媒体，特别是长征沿线省级主流媒体跟进转载报道。每到一处，当地相关部门主动提供线索，共同打捞尘封的红色记忆。

在遵义，红色文化研究志愿者张宗荣主动对接采访组，拿出多年收集的史料，助力寻亲。九江退休干部曹洪勇，10月9日从于都河长征渡口整装出发，负重徒步重走长征路，计划沿途寻访“北上无音讯”的江西籍英烈。

寻访路上，越来越多的力量持续汇聚：一群大学生主动加入寻访队伍，跟随采访组踏访红色旧址、整理英烈事迹，将课本里的文字化作脚下滚烫的追寻。无数网友、热心读者主动提供线索，留言转发、助力寻访。

常有人问：这次“北上寻音讯”，到底能寻访到多少烈士？到底在寻什么？

寻访的意义，不只是找到烈士、帮助忠魂“回家”，更在于通过寻访，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寻回一个个名字，本质上是守住一段民族记忆。山河记得英烈，人民不曾遗忘。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已经在路上。

这，便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

山河见证

岁月无言，山河为证。

穿越历史沧桑，回望峥嵘岁月，伟大长征精神熠熠生辉。曾经，红军战士在崇山峻岭间辗转突围、浴血奋战。而今，烽火硝烟早已散去，锦绣山河气象万千。

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该县梓山镇潭头村是红一军团长征出发后到达的第一站。走进潭头村，白墙黛瓦、绿树成荫，连片的蔬菜大棚整齐排列，好一派别致的田园风光。“‘梓山潭头，吃苦两头；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天，水进灶头’，这句顺口溜讲的就是我们村从前的模样。现在不一样了，路好走了，大棚建起来了，产业也搞起来了，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谈及现在的幸福生活，曾经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村民孙观发，眼里闪着光。每每有游客来村里，孙观发便主动当起义务讲解员，讲长征故事，也讲村里的发展变化。他常对前来参观的年轻人说：“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现在的幸福生活，你们要珍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近年来，潭头村挖掘红色文化，开展理论宣讲，以文化聚人气、兴产业、润乡风，古老村落焕发新活力。红色旧址、农家小院、富硒田园串点成线，情景教学、农事体验等活动各具特色。2025年，潭头村旅游综合收入超20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增至350余万元。

贵州遵义，因遵义会议而成为伟大转折之城。1935年1月，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红色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

一直以来，遵义扎实推进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努力让每一处长征遗迹得到妥善留存，让每一个革命故事得以鲜活延续。数据为证：358处长征遗迹遗址遍布全市；今年1至7月，该市红色旅游A级景区接待游客超640万人次。伫立湘江之畔，两岸灯火璀璨，让人不禁感慨，如今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正是革命先烈所愿的明天。

云南省威信县，地处乌蒙山腹地，深藏于川滇黔交界群山之中。1935年2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受阻，由川南转向威信集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也是遵义会议的拓展和完成。

受制于深山区位，曾经的威信县交通闭塞，发展滞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艰苦。近年来，随着红色资源被不断盘活，街巷整洁了，道路通畅了，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返乡创业青年李雪就是其中一员。李雪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长征精神一直扎根在心中。正因如此，回到威信县创业有成后，她主动在县里的红军广场义务推广竹荪种植技术，手把手教乡亲们整地、搭棚、管护，还帮着对接销路。她说：“我想把技术带回来，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回到扎西。”在她的带动下，不少农户试种成功，荒坡地里长出了“致富菌”。一人带头，众人跟上。在威信县，像李雪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有的开民宿，有的经营咖啡小店，有的办起民族服饰写真馆，把新理念、新业态带回家乡，让红色旅游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人回来了，人气聚起来，日子也跟着旺起来。据统计，近3年来，威信县累计接待游客90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73亿元。

当地人说起红军，语气里带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如同讲述自家老辈人的故事。这份亲近，眼下有了更实在的依托。红色旅游让这里变得更好，让日子有了新的奔头。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的太平渡渡口，作为赤水河畔重要的一处渡口，曾见证了中央红军第二渡、第四渡赤水的传奇。年近80岁的红军后人胡敬华，将自家门前的院坝打造成“坝坝讲堂”，义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红色历史。

与太平镇一样，该县白沙场镇也有着鲜明的红色历史印记。1935年3月，中央红军转战川南期间，白沙场成为重要的革命活动地点。白沙会议旧址至今保存完好，见证了红军在这一地区的战斗与行动。90多年过去，旧址依然保留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在见证着家乡的变化。

2025年，白沙场镇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增长14.2%；旅游综合收入1.7亿元，增长11.7%。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多人来到这里，走进旧址，了解红军曾经走过的路。历史遗存不再只是静静矗立的建筑，逐渐成为当地文旅发展的重要资源。

甘肃会宁，“会师之城”。1936年10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冲破重重险阻，在此胜利会师。走进会宁，抚今追昔，当年红军会师的壮阔场面犹在眼前。近年来，会宁着力延长红色旅游链条，将红色旧址串珠成链、连片成景：游客可在大墩梁烈士陵园听红军战斗故事，在“红军村”体验军民生活……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84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1.5亿元。

一路走来，红色遗迹与人间烟火相依，历史回响与发展脉动交织。长征精神从来不是陈列在展板上的文字，而是这片土地上人们日复一日的踏实日子，是年轻人回到家乡时那一句“回来了”的笃定，是老街上守摊大哥聊起红色文旅时眼里的光。

山河无言，却见证着一切——见证着先辈走过的路，也见证着后来人正在走的路。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卢菲芸

一张报纸的长征

在江西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上，从在烽火岁月中诞生的《红星》报，到在新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诞生的《红星少年报》，从铅与火的战地油印，到光与电的数字传播，两颗跨越九十多年的“红星”相遇。

• 历史定位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长征途中党中央、中革军委唯一一张报纸，鼓舞和保证部队完成长征这一伟大军事奇迹的重要舆论力量。

• 发展历程与时间轴

瑞金铅印阶段 1931.12.11-1934.9

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余份。1933年夏，邓小平接任主编。

长征油印阶段 1934.10-1935.8

简化为油印，仅一台简易手滚油印机随军转移全程坚持编印。

停刊 1935.8

1935年8月红军主力向川陕甘进军，《红星》报正式停刊。

• 《红星》报长征专号

从1934年10月20日开始，《红星》报陆续推出长征专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红军每一次突围、每一场苦战、每一个转折，都有它的及时发声。《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等接地气的报道，成为战士们贴心的“战地指南”。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殷勇 李芳

经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粉碎上百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漫漫长征路上，这组由红军将士创造的数据，被一代代后来者仰望和感叹，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

在长征的相关数据里，藏着一组鲜为人知的数字——2根扁担、4只铁皮箱、2块钢板、1台油印机。这，便是长征路上党中央、中革军委唯一一张报纸的全部家当。靠着这点装备，它在枪林弹雨、饥寒交迫和长途跋涉中整整出版了28期。

迷茫之中，它指引前进的方向；生死关头‌，它吹响冲锋的号角；行军途中，它立起钢铁的纪律；战斗间隙，它记下英雄的故事。它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政治委员”，也是一位忠实的历史记录者，让长征中的一组组数据，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触。

这份报纸，就是《红星》报。

一张报纸为什么会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以致成为今天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对象？9月底，记者循着《红星》报的足迹，从其创刊地瑞金开始，一路追寻它背后的故事。

星火初燃 光映军心

红色故都瑞金，是一座处处闪耀着红星的城市。

1931年12月11日，一张以“红星”命名的报纸，在瑞金城西的沙洲坝镇白屋子诞生。

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红星》报在创刊号“见面话”一稿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办报目标：“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把通讯员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全军吸纳了500多名通讯员，其中既有党和军队领导同志，也有普通干部战士，骨干达100多人；它还形成了自己的发行渠道，鼓励各机关、各团体、各同志订阅和代派，尤其是通过前4期赠阅和给予红军战士半价待遇的形式吸引订阅，最高发行量达1.7万余份。

在沙洲坝镇官山村，有一幢白色的典型赣南客家民居，它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记者找到了当年《红星》报的编辑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低矮厢房，一张方桌、一把木椅、一只木箱、一面床板、几条长凳，还原了编辑部仅有的陈设。

1933年夏，出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和《红星》报新一任主编的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这间兼作卧室的编辑室里，一字一句地编排《红星》报。当时，编辑部人手极少，除了一个技术性帮手之外，从组稿、编辑、校对到付印，几乎都由他一人承担。

《红星》报在中革军委印刷厂印刷，地处相距白屋子近2公里的乌石垅，也就是当时的中革军委所在地。

说是印刷厂，其实就是一间简陋的民房。印刷机是缴获来的旧式平台印刷机，铅字模有限。为解决这个问题，据《邓小平传》记载，邓小平同志出主意，在用大号铅字印标题遇到缺字时，就将几个小号字拼在一起用。

艰苦的条件，没有影响《红星》报在红军将士心中的分量，大家更亲切地称之为“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战士的良友”。

在瑞金史志研究室采访时，编研股股长钟燕林给记者展开了一套《红星》报影印版合集，让我们得以窥见从创刊到停刊前后100多期《红星》报较为完整的样貌。清晰醒目的红星报头、错落有致的版面编排、规范统一的字体字号、形象生动的漫画绘制、简洁质朴的栏头设计，再配上一处处体现编者深厚功力的手写美术体标题，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报纸设计美学。

赣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熊国荣教授，对苏区新闻史有着多年研究。他告诉记者，《红星》报充分体现了中革军委机关报的权威性和导向性。既有“社论”等栏目对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深刻阐释，也有“党的生活”“列宁室”等版块，着重反映部队的政治思想理论建设情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对头版头条的精心选择，其中不少是党和红军领导人撰写的重要文章，传递出对红军建设和重大战役经验教训的深刻分析和总结。

《红星》报面对的许多红军战士出身贫苦、文化水平不高。为了让内容能被他们所接受，报纸积极遵循“面向红军战士、面向基层连队”的导向。“扩大红军”“红军生活”“红军家信”“红军纪律”栏目，折射红军战士生活和工作情况；“群众工作”栏目，介绍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军事常识”“军事测验”栏目，通俗地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知识；“卫生常识”栏目，介绍常见病、多发病和战场救护等卫生医药知识。

细看《红星》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严肃与活泼并存。严肃处，大胆开展舆论监督，开设“法厅”和“铁锤”栏目，对部队存在的消极落后现象，进行强有力的揭露和批评；活泼处，常设“俱乐部”“小玩意”等栏目，刊登知识问答、谜语、笑话、山歌等，让战士们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也能得到片刻轻松。

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得《红星》报不仅是指导作战的“喉舌”，更是红军战士精神文化生活的“乐园”。

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彭加伦同志，是《红星》报积极的投稿人。他在一封写给《红星》报编委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地盼望着《红星》报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

担挑万里 “纸”引征途

《红星》报诞生于战火当中，也闪耀在硝烟弥漫之处。

1934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恶劣的行军环境，让《红色中华》和《斗争》等中央级报刊先后停刊，只有《红星》报一路随军长征，成为绝无仅有的一份在长征途中出版发行过的中央级报纸。

记者翻阅《红星》报影印版时看到，从1934年10月20日开始，《红星》报陆续推出长征专号。受极端条件限制，长征专号由铅印改为手刻蜡版油印，虽然铅字变成手写体，油印的墨色也深浅不一，但字体刚劲有力，排版依旧工整清晰，可见编印人员在极端艰苦环境下仍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心与专业素养。

长征的千难万险之中，《红星》报究竟是怎样坚持下去的？由于特殊的战斗环境，加之年代久远，现存史料非常有限。

幸运的是，得益于今年8月南昌摄影家戴廷耀先生向江西日报社捐赠的老红军影像资料，记者从报社红色语料库中找到了时任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科长、负责《红星》报刻印工作的赵发生同志的珍贵采访视频，并辗转发现了他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他写道：“白天随着部队行军，但一到驻地，顾不上人困马乏，将铁皮箱子一放便是桌子，背包一坐便是凳子。”

记者还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赵发生同志在接受中国社科院金耀云同志采访时说：“每天一般要走八十里，最多走一百八十里路，人走乏了，脚也走肿了。负责编辑的同志，一边走一边还构思稿件，休息时，就赶紧动笔定稿。有一次我们正在印报，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险些丧命。”

显而易见的是，在长征途中办报，比在苏区更加艰难了。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红星》报不仅坚持了在苏区时的办报特色，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红军的思想领导，成为鼓舞和保证部队完成长征这一伟大军事奇迹的重要舆论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珍藏着一份《红星》报在长征途中发行的唯一号外。1934年11月7日，中央红军途经汝城时，面对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红星》报紧急出版这份号外。号外没有刊载重大战事消息，而是用通俗的语言发布了7条铁律，号召红军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妥善处理军民关系。

薄薄一纸《红星》，字字重如千钧。

长征伊始，随着队伍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红星》报就刊发了《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红军进入云贵川地区后，《红星》报又及时刊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主张民族平等。在凉山彝民聚居区，《红星》报推出社论《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会。

《红星》报的这些报道，进一步印证了党对红军做好群众工作的严格要求；印证了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1935年1月，我党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记者看到，在今天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不远处，也有一幢白屋子。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占领遵义时《红星》报的驻地。遵义会议结束后，《红星》报长征专号第十期刊发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会议重要精神。

准确传播党的声音，统一全军思想，每到长征关键时刻，《红星》报都会及时刊发重要文章。

1935年2月10日，为让广大官兵理解为什么要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九期发表《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阐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同年6月15日，针对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一重大事件，《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二十一期在《伟大的会合》社论中指出：“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其目的就是要争取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使两大主力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集中力量。”

翻阅《红星》报长征专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红军每一次突围、每一场苦战、每一个转折，都有它的及时发声。报纸始终贴近战士、扎根一线，《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等接地气的报道，成为战士们贴心的“战地指南”。

《长征中的红星报》一书的作者、著名军史专家肖裕声少将在该书前言中讲道：《红星》报远不只是消息的布告栏。它是统一思想、凝聚意志的课堂，将战略转移的深远意义转化为指战员心中“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定信念。

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同志调任党中央秘书长，陆定一同志接任《红星》报主编。1935年8月，红军深入茫茫草地后，由于实在无法补给纸张和油墨，《红星》报被迫停刊，但它却成为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

薪火相传 续写新程

《红星》定格在90多年前，但关于“红星”的故事，从未结束。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于都举行。一群来自江西日报社红星少年报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仪式上唱响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在仪式尾声带动全场合唱《红星歌》，让“红星闪闪放光彩”的歌声久久回荡，将启动仪式推向高潮。

“闪闪红星照征程，少年笃行向未来！”9月30日，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在瑞金市井冈山小学，这里也以“闪闪红星照征程——《红星》报的红色故事”为主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班队会。听完大队辅导员李洁老师讲述《红星》报的故事，孩子们深受触动，齐声念出这句响亮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班队会上，孩子们还惊喜地收到了一份由江西日报社赠送的《红星少年报》。借助这张名字同样取自“红星”，却印制精美的新时代报纸，李洁老师深情地对孩子们说：“我们手中的这张《红星少年报》，传承的就是《红星》报的红色火种。当年，先辈靠着《红星》报传播革命理想；现在，我们用《红星少年报》诉说少年志向。一份旧报，一份新报，传递着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上，从在烽火岁月中诞生的《红星》报，到在新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诞生的《红星少年报》，从铅与火的战地油印，到光与电的数字传播，两颗跨越90多年的“红星”相遇，再次说明：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环境如何变化，“红星”二字承载着的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始终在血脉中奔涌。

钟燕林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上世纪50年代，瑞金在开展征集革命文物时，意外获得一份《红星》报。经考证，这是1933年9月3日出版的《红星》报第五期，现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缴红色报刊，老百姓就把报纸用油布包好，藏在墙缝、瓦罐里，秘密保存了几十年。今天，这份珍贵的老报纸既为研究《红星》报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也见证了苏区群众守护革命火种的赤诚与担当。

如今，就像长征中的《红星》报即使在条件匮乏到极点、环境险恶到极点、战斗激烈到极点的情况下，也要想方设法记录长征、宣传长征一样；就像当年的苏区群众，即使面对穷凶极恶的白色恐怖，也要千方百计保护好《红星》报一样，许许多多普通的江西人也正在通过自己的长征路，不断讲述好长征故事、传承和弘扬好长征精神。

南昌的摄影家戴廷耀，20多年来自发跑遍全国20多个省（区、市），行程数万公里，抢救性采访了340余位江西籍老红军，留下近百万字采访笔记、万余张底片和300多GB的视频数据，为时代留存下一批失去便不可再生、无法复刻的长征记忆。

九江的退休干部黄振贵，历时343天，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其间，写下18本、64万余字的日记，记录自己听到的长征故事，以及长征沿线的发展变化。回到家乡后，他又义务宣讲长征精神，计划到明年建军100周年时，讲满100场。

也是在瑞金市井冈山小学，年仅11岁的曾可欣同学，每逢周末和课余，便穿上马甲站在沙洲坝的红井旁，为游客讲述“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累计志愿服务超200小时，接待游客千余人次。精彩的讲述，让大家纷纷赞叹：“把红井故事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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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君职业学院校长赖章盛，是《红星》报最后一任主编陆定一同志的外孙。近年来，依托家族革命史料，他不断走进大中小学开展红色讲座、主题座谈，累计宣讲超百场，《外公陆定一长征途中主编〈红星〉报》就是其中重要的一课。采访中，赖章盛告诉记者：“所有的讲述，只为一个初心：让长征精神活在当代青年心中，指引他们踏实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星辰永恒，薪火相传。《红星》报虽成历史，但“红星”点亮的那束光，依然闪耀在每一段新的长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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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