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谷滩区卫东街道，有一位令人崇敬的百岁老兵王忠。他早已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却把7月1日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党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老人说。每年7月1日，即便行动已十分不便，他都要亲自下楼，一小步一小步挪到社区，把党费交到组织手里。
夏日午后，记者走进这位老兵的家。推开门，原本穿着薄汗衫的老人得知有客人来，坚持要换上一件整洁的蓝色衬衣，一粒一粒扣好扣子。他缓缓从卧室走出，在沙发上坐下，努力把腰板挺得笔直。一侧的茶几上，勋章、纪念章、证书整齐摆放着，每一枚，都在无声讲述着一段跨越战火与和平的岁月。
枪声里，学会不怕
1926年7月，王忠出生在山东栖霞。很小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儿童抗日工作，送信、传情报，在战火中长大。1947年2月，他正式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回忆起第一次上战场的情形，老人声音低沉：“那时候连军装都没有，穿着自己的衣服就上去了。新兵第一次打仗，哪能不怕？枪一响，短兵相接，整个人还懵着。”他顿了顿，又说，“后来仗打多了，也就慢慢不怕了。”
他参加的第一场大战，是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东南孟良崮全歼国民党整编第74师，王忠就在那支队伍里。
淮海战役中，王忠所在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将敌军层层包围。“敌军的粮食弹药全靠飞机往下扔，可物资投下去，国民党的兵自己就先抢起来了，争得你死我活，还没等我们打，他们自己人心就散了。”老人说到这里，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屑。
而解放军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老人一字一句地说着陈毅元帅的名言——千千万万的支前群众，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日夜不停地往阵地上送粮送弹。
淮海战役结束后不久，渡江战役打响。船只不够，战士们就编竹筏、扎木盆，能浮在水面上的东西全都用上了。“有个16岁的小姑娘，撑着一只小船，来回送了6趟解放军过江。”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王忠荣立三等功4次、四等功1次，也在战火中留下了伤痕——下腹部曾严重负伤。可一说到负伤，老人情绪激动起来，声音几度哽咽，直至说不下去。“父亲想起的不是自己挨的枪，而是身边负伤倒下去没能站起来的战友。”老人的女儿说。
奔赴朝鲜的寒冬
渡江胜利后，部队进驻上海。上海街头，到处都是胜利的喜悦。老人说，所有战士都在热切期盼着一个“新”中国。“当时还不知道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一定是‘新’的，跟‘旧’中国完全是两样的。”
说话间，老人从桌上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副泛黄的奖状，端详了许久。那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颁发的。1950年冬，王忠随部队紧急赴朝参战，从刚解放的南方，一路向北。“身上穿的还是南方的薄棉衣，坐的是闷罐货车，又冷又挤，条件苦得很。”老人回忆道。
朝鲜的严冬，远比想象中残酷。长津湖战役打响时，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更艰难的是，志愿军几乎没有制空权，“美国飞机白天黑夜轮番轰炸，桥梁炸断了，后方联系也切断了，我们只能靠意志在扛。”史料记载，志愿军第9兵团因紧急入朝，未能配齐冬季御寒装备，仅冻伤减员就超过3万人。王忠，正是第九兵团的一名战士。
就是在这样炼狱般的战场上，王忠和战友们用血肉之躯，一次次顶住了敌人的炮火。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他荣获朝鲜军功章、朝鲜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1次。那些勋章，至今仍被他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家中，每一枚背后，都是一段生死记忆。
扎根红土，守望来路
1958年5月，王忠脱下军装，转业到江西玉山县。从工交部部长到县委副书记、县长，他带领干部群众在赣东北的山岭间埋头苦干，把战场上的那股韧劲，全都铺在了地方建设上。此后调任铅山县工作，岗位在变，那股子拼劲头始终没变。
1985年离休后，老人却闲不住。他担任铅山县“关工委”主任，常常往学校里跑，给孩子们讲战场上的故事，讲述一个国家从积弱走向自强的路有多难、多远。他还一次次走进拘留所，面对那些一时失足的年轻人，用自己半辈子的经历告诉他们：人这一生，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来过。许多孩子在他的劝说下，从绝望中抬起头来，积极改造，重新做人。
采访临近结束，老人忽然挺了挺身子，声音也变得洪亮起来：“年轻人要爱国——没有国，哪有家？要时时刻刻把国家放在心里，国家强了，我们每个人才能好。”
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几案的勋章上，闪着熠熠的光。100岁的王忠坐在那里，像一棵历经百年风雨的老树，沉默、坚韧，把根深深地扎在这片他守护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来源：红谷滩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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