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江西人为何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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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飞云 刘周邦韫

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

“八百头牛耕日月,三千灯火读文章。”北宋宰相吕端笔下的诗句,定格了千年前赣鄱大地农耕兴旺、书香遍野的盛景;清代南昌人裘曰修题写的“书成大业”匾额,被誉为“天下第一书匾”,是唯一以“书”为主题的存世匾额,承载着江西人“劝学励志”的读书理念。翻开史册,江西人立传者达八百余人,明代有“朝士半江西”的佳话,唐宋八大家占其三,历代进士逾万。“会读书”,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赞誉,而是刻在江西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是赣鄱大地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这份基因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长期滋养的结果,更是一代代江西读书人用风骨与担当淬炼的精神瑰宝。

厚植沃土:江西人能读书的政治经济社会根基

江西人“会读书”的基因,可追溯至先秦两汉。春秋时期,孔子弟子澹台灭明南游江西,筑台讲学、传道授业,开赣鄱子弟读书之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其“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在南昌等地播撒崇文重教的种子,为赣鄱读书之风奠定根基。东汉末年,南州高士徐孺子躬身乡村教育,摒弃门第之见,开坛授徒千余人,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让平民子弟有了读书改运的机会。古代先贤们的赓续努力开启了赣鄱文明之光。此后,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政治赋能、繁荣的农商根基与深厚的社会浸润,进一步为江西人读书求学搭建了坚实平台,让崇文尚学之风蔚然成风。

(一)制度赋能:官方引导与宗族保障筑牢读书根基

江西读书之风的兴盛,离不开官府引导与宗族支撑。唐宋以来,江西官府全域大力兴办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划拨田产、拨付经费扶持书院,更有官员亲自讲学,形成“官学引领、书院补充、宗族联动”的教育体系,还减免学子赋税,为门子弟提供读书进阶通道,宋代江西由此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宗族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江西人的读书传统,各大宗族将“耕读传家”写入家风家训,通过设立学田、兴办义学,为族中子弟读书提供保障。江西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学田制民办书院,有“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美誉的乐安流坑董氏、“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应举者”的九江义门陈氏便是典范,其中德安东佳书堂开创学田制民办书院的先河,更成为古代著名的家族书院,吕端诗句正是其耕读盛况的写照。唐代高安桂岩书院是我国最早招徒授业的私家书院之一;华林书院甚至鼓励女子读书,为全国首创;赣州白鹭乡白鹭村的清代古建书箴堂,大厅对联“书可读田可耕二事均宜着意,箴有辞铭有训两端俱要留心”,教导后人不论读书还是务农,都要尽力有为。

此外,历代官员以身作则倡导读书。北宋欧阳修被贬夷陵仍兴办学校、劝民读书;南宋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奠定后世七百年书院教育范式;清代裘曰修身居《四库全书》馆总裁官高位,仍题匾激励后辈,用自身影响力推动江西读书之风延续。

(二)经济撑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向诗书

江西人能安心读书,离不开繁荣的经济基础。鄱阳湖平原沃野千里,素有“鱼米之乡”美誉,发达的农耕文明为读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据《宋史》记载,北宋江西粮食年产量达数百万石,仅吉州、洪州两地粮食年产量占全国12%以上,是全国重要产粮区;明代《江西通志》载,江西水稻亩产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八百头牛耕日月”不仅展现了江西农耕的兴盛,更意味着粮食的丰足,让学子有精力读书求学。

商业贸易同样繁荣,景德镇、樟树、河口、吴城四大名镇物贸通达天下,构成了古代江西繁荣的农商格局。据《天工开物·陶埏》记载,“瓷都”景德镇,明万历年间年产瓷器超100万件,远销海外,年贸易额折合白银数十万两;“中国药都”樟树,明清时期药材年交易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河口镇纸张年输出量达10万余捆;吴城航运年吞吐量居江南内河港口前列。商业繁荣催生了富裕阶层,他们纷纷捐建书院、添置学田,形成“富而重学、学而优则仕”的良性循环。金溪浒湾作为明清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书铺达200余家,年刻书量超千种,降低了读书成本,让书香走进寻常百姓家。

学田制是经济支撑教育的重要体现。许多家族专门划出“学田”,田租收入专款专用,用于资助族中子弟读书、赶考、购置书籍。据《江西省志·教育志》记载,江西历代学田数量居全国前列,宋代达10万余亩,清代峰值时达20万余亩。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陈宝箴将自家和家族的田租拨归义学,亲书《拨约》约定世代相传,亲自践行“教育为本”的理念,让读书之风在赣鄱大地落地生根。体制外的社学更是遍地开花,江西到处是“弦歌之声遍于闾里”的读书场景。

(三)贤达强能:学有所成者照亮后辈求学路

江西读书基因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学有所成者与富商的反哺,他们凭借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后,以多种方式扶持故土后辈,实现精神引领与精准帮扶,让读书火种代代相传。

学霸多以教书育人、扶持后辈为己任,留下许多千古佳话。欧阳修提携曾巩、王安石等才俊,在家乡庐陵兴办书院,亲自授课,带动当地读书之风;王安石博学多才,推行新法改革科举,整顿太学唯才是举,以诗文勉励家乡子弟;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弟子中江西本土学子占六成,为家乡修水捐赠藏书千卷,修建“山谷书院”,让寒门学子有书可读;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广纳学子,对贫困学子免收学费,还亲自答疑解惑,培养出包括江西籍著名学者陆九韶、陆九龄在内的大批优秀人才;明代罗洪先创办“石莲书院”,免费招收乡里子弟,一生培养学子上千人,其中不乏进士、举人。

江右商帮也将“重学”作为传承理念。《景德镇陶瓷史》载,明代瓷商吴十九斥巨资修建“瓷业书院”,专招瓷工子弟,让其既能读书明礼,又能掌握谋生技能。《樟树市志》载,清代药商聂云台拿出半数家产捐建“药都书院”,资助寒门学子,仅清末就资助出10余名进士、30余名举人;《金溪县志·人物志》载,书商陈世昌开设“文奎堂”书铺,让贫困学子免费借阅,还设立“助学粮”,保障学子基本生活,被誉为“书界善士”。清代学者黄瑞图在《濂溪书院记》中记载“江右……名儒辈出,书院甲于他省”,凸显江右商帮的鼎力支持。

(四)客家遗能:文化交融注入读书新活力

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量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读书传统的中原士族南迁定居江西,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教育理念、读书方法,为江西的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书香门第设立私学、兴办书院,培养子弟,也带动了本土百姓的读书热情。

客家人强文化基因的代际遗传显著。江西首位文科状元、卢肇(唐代),其先祖为南迁士族,善词章,以文翰知名海内,兼擅众体。史上最年轻(17岁)的文科状元汪应辰(南宋),祖籍徽州,学问宏博,所著文章粹明温厚,为一代正宗。

厚重的中原文化与质朴的江西耕读文化长期互相交融,为新生代的江西人“会读书”的基因注入了双重滋养,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赣鄱读书文化。

群星闪耀:江西人会读书的生态呈现

深厚的根基孕育出蓬勃生机,江西人“会读书”的基因,体现在浓厚的读书氛围、科学的读书方法与丰硕的读书成果上,展现出群星闪耀、薪火相传的生态画卷。

(一)读书氛围:三千灯火照赣鄱,书香遍野润人心

“三千灯火读文章”是古代江西读书盛况的写照,读书成为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风尚,书院、私塾、书斋遍布城乡,夜幕降临书声琅琅,成为赣鄱大地跨越千年的人文底色。

江西书院文化兴盛。据《江西书院》统计,江西历代创建书院1959所,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居各省之首。白鹿洞书院作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自南唐设立“庐山国学”以来,历经千年弦诵不绝,朱熹、陆九渊等大儒在此讲学;鹅湖书院因“鹅湖论道”闻名,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后陈亮、辛弃疾在此纵论天下;白鹭洲书院由江万里创办,培养出文天祥等英才,现为白鹭洲中学所在地。

除了书院,江西的私塾、书斋也遍布城乡。“盘箕晒谷,教仔读书”的俗语,彰显江西百姓对教育的重视,广为流传的欧阳修母亲“画荻教子”故事,更是典型。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江西人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好读书、喜读书,甚至是嗜书如命”成为江西人的鲜明特征。徐孺子“岩洞苦读”、欧阳修“燃薪达旦、废寝忘食”勤读、王安石“性酷嗜书,寝食间手不释卷”、杨万里家里积书千卷等,都是江西人爱读书的真实写照。

(二)读书方法:因材施教求实效,知行合一悟真谛

江西人“会读书”,更懂读书、善读书,注重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让读书真正成为增长智慧、提升素养的途径。

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法,主张不拘泥于字句、重在领会精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影响深远;欧阳修的“计字日诵”注重日积月累,践行“老尚把书卷”,将读书视为人生至乐;陆九渊的“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主张读书“回头看”,反对急于求成。

江西人更注重知行合一,强调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王安石主张“学以致用”,将读书与变法强国结合;宋应星深入田间作坊,留下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不朽巨著《天工开物》,将读书与生产实践结合。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理念,让江西人的读书成果更加扎实,也让“会读书”的基因更具生命力。

(三)读书成果:英才辈出耀古今,各行各业领风骚

深厚的读书氛围与科学的读书方法,孕育出了大批英才,江西人在科举、文学、科技、政治等领域均留下了璀璨印记。

科举制度下,江西优势尤为明显,“三千进士冠华夏”。据《江西省人物志》《江西进士》等史料统计,江西历代进士约1.05万人,占全国10.99%,居全国前列;“状元中的状元”文天祥等50余人都是闻名遐迩的状元郎;榜眼45人,探花40人;明朝时更是“状元冠天下”,建文二年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均为江西人,永乐二年殿试前七名皆为吉安人,创造了科举奇迹。

江西人在政界是人才济济,“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是载入典籍的佳话,“一门十进士”也并非夸张之言。他们凭借自身的学识与胆识,斡旋于朝堂,为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坛上赣籍群星更闪耀,刘昚虚是唐代“国宝”诗人,唐宋八大家中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人,陶渊明为田园诗派鼻祖,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晏殊父子以婉约词名世,汤显祖《牡丹亭》成为经典。《全宋词》作者1397人中江西有174人,位居全国第二。据《江右文库》显示,江西古代可考作者1.7万余人,著述4万余种,存书1万余种,堪称文化宝库。

科技领域成就突出,徐光启、宋应星同为明末科技领域代表人物,分别在农学、科技领域深耕,推动了西方科技与中国传统科技的融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近代吴有训、杨惟义、胡先骕、饶毓泰等,用学识推动中国科技进步;郭大力翻译《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贡献卓著。

当代传承:文脉赓续谱新篇,书香薪火永相传

新时代,江西人“会读书”的千年基因焕发新活力,形成了“传统延续—载体创新—全民践行”的完整传承体系,让崇文尚学之风在当代赣鄱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传统文脉延续上,江西乡村始终坚守“耕读传家”的祖训,南昌月池熊家、吉水谷村、南丰白舍镇等一批博士村、教授村脱颖而出,村里家家户户重视教育,培养出大批科研、教育领域的优秀人才,成为当代江西读书基因传承的生动缩影。

在传承载体创新上,江西紧跟时代步伐,一方面,在智能时代主动突围,江西籍人才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崭露头角,用学识赋能时代发展,彰显“会读书”基因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全力推进全民阅读,让书香浸润千家万户——南昌兴建111家孺子书房,实现便民阅读全覆盖,农家书屋遍布所有行政村,让书香浸润赣鄱大地,让江西的读书传统走向全国,让崇文尚学成为新时代江西的鲜明标识。

风骨凛然:江西读书人的精神底色

江西人“会读书”,从来不为谋取功名、贪图富贵,而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生命诠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展现“文节俱高”的凛然风骨,这种风骨,是江西人“会读书”基因的核心内涵,也是赣鄱文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宁折不弯的文人气节。江西读书人自古刚正不阿、宁折不弯、不媚权贵,敢言敢谏,甚至不惜触犯龙颜,用生命捍卫信仰与底线。北宋宰相刘沆,直言“臣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岂敢因畏惧皇权而沉默不语”,当庭顶撞宋仁宗,尽显江西读书人的气节;明代状元罗伦,殿试中批评明宪宗疏于朝政,触怒龙颜被流放却无怨无悔;明代解缙才华横溢、正直敢言,后因卷入宫廷斗争遭诬陷致死,其刚正不阿的气节成为江西读书人的典范。

挺膺担当的家国情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江西读书人用生命作答,诠释着“书生报国、挺膺担当”的家国情怀,始终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国难当头更显忠烈。《江右文库・文天祥集》记载,南宋文天祥是江西史上第一位状元宰相,用生命书写“正气在江西”的《正气歌》,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成为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人杰。南宋宰相江万里,元兵破城后携家人投水殉国;明末谢枋得拒绝降清,隐居教书,被俘后绝食而亡。

勇于革新的责任担当。江西读书人不仅有忠烈之气,更有敢于挺身而出变法图强的责任担当。北宋宰相王安石,目睹国势衰微、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变法以图富国强兵、改善民生,涉及教育、农业、军事等领域,虽屡遭反对、多次被贬,仍坚守理想,至死不弃。明代左都御史邹元标,为人正直、敢于进谏,主张革新吏治、减轻民负,多次被贬却始终坚守主张。

薪火相传的书生报国。近现代内忧外患之际,江西读书人延续“舍身报国、挺膺担当”的风骨,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献出生命。“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姚名达,身为国立中正大学(现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教授,1942年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并任团长,率团员奔赴抗日前线,在新干县与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国,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位直接参战并殉国的大学教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自幼爱读书,创建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被俘后坚贞不屈,拒降守节,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著作,最终英勇就义,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爱国人士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生活书店,以笔为武器,揭露侵略暴行,呼吁抗日救亡,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为实现民族独立立下了不朽功勋。1946年东京审判中,南昌人梅汝璈作为中国代表团法官,据理力争、坚守原则,严惩战犯,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作出重要贡献,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与担当。

江西人“会读书”的基因,早已融入血脉、刻入骨髓,成为赣鄱文化最鲜明的标识。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江西人将继续传承崇文尚学的优良传统,秉持“文节俱高”的凛然风骨,用读书滋养心灵,用学识赋能发展,为建设书香中国、文化强国,提供高质量的江西方案,注入源源不断的赣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