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烟燃赣鄱 军民勠力卫山河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展柜中，陈列着一册1938年出版的《出动中的新四军》。书的尺寸为18×13厘米，封面斑驳，印有一名右手高举步枪、左手手掌张开置于嘴边作呐喊状的战士剪影。剪影旁钤盖“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印章。它不仅是新四军在江西“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历史凭信，更记载着新四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投入抗战烽火的峥嵘岁月。

烽烟散尽八十秋，《出动中的新四军》封面上那战士的身姿，依然蓄势待发。烽烟虽逝，青山如故。那跨越时空的呐喊，早已深深镌刻于江西的山水之间。

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

刘别生，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教导员(新四军重建后担任特务团团长)。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儿童队的小乐队。

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

最初的新四军臂章图案为一名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组成，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

一支队伍

红军游击队铸就“华中人民的长城”

“‘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接着，淞沪会战于1937年8月13日打响，日军的进犯，使上海、南京、杭州等长江下游地区岌岌可危，形势紧迫。领导这一地区人民奋起抗战，成为刻不容缓的神圣任务。”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江西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南昌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刘勉钰教授指出，在粉碎日军“三月亡华”计划、迫使其侵华主力由华北转向华东的背景下，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抗日部队。10月12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25日，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

舍会山位于安徽省祁门县祁红乡永胜村。1936年，中共皖浙赣省委领导下的皖赣特委迁驻于此，成为皖浙赣边区的革命指挥中枢。在其指导下，35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

1937年深秋，中共皖赣特委在舍会山的密林中，从报纸上得知国内形势剧变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随后派员秘密前往南昌，与新四军军分会副主席陈毅取得联系。

“边区党组织、红军游击队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中央当前方针政策。”刘勉钰介绍，1937年11月，陈毅听取汇报后，在中共皖赣特委专人陪同下，从南昌前往景德镇及皖浙赣边区等地，向当地爱国民主人士、边区党员及游击队指战员，宣传传达党中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

1937年12月的浮梁县瑶里，成为锻造“铁军”的熔炉——活跃于皖浙赣边区的赣东北红军游击队350多名指战员，在瑶里汪氏宗祠集中接受整编。1938年2月初，陈毅亲赴瑶里主持召开新四军抗日动员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决定，并亲自指导整训改编工作。经点验，这支队伍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

“新四军由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组编而成，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方实现的重大成果。”刘勉钰强调，南方红军游击队克服交通困难、通信落后、地处偏远、高度分散等种种困难，从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汉口迁至南昌，至同年4月4日离开南昌奔赴皖南抗日前线，在短短3个月内完成下山、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堪称奇迹。

至此，南方8省红军和游击队结束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走出深山密林，汇聚成抗日的铁流，高擎新四军旗帜，高唱战歌，奔赴大江南北抗日前线。

一线战场

铁军利剑的实战锋芒

在瑶里接受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原赣东北红军游击队)，后与其他部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张正坤任首任团长。该团被战士们亲切称为“老二团”，又因作战英勇被群众誉为新四军“老虎团”。

今年82岁的刘新，是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教导员刘别生之子(瑶里改编前，刘别生任湘赣红军游击队第四大队政委)。刘别生在1945年新登战役(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中牺牲时，刘新仅两岁。他在母亲及父亲战友影响下，对“老二团”战史熟稔。

刘新指出，新四军“老二团”三营参与的“珥陵战斗”，是湘赣红军游击队瑶里改编后，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平原河网地区与日军的首次激战。其叙述与《新四军战史》(2000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记载相符。

珥陵镇位于江苏省丹阳市南郊，南通苏锡常，北连宁镇扬，地理位置重要。日军在金坛、丹阳等地设据点，频繁袭扰珥陵。1938年8月23日，驻金坛日军200余人携轻重机枪6挺、炮2门，分乘2艘汽艇沿丹金漕河向丹阳进犯。

“‘老二团’团长决定亲率三营参战。这一仗，也要让附近的国民党军看看，我们新四军是怎么抗日的！”刘新说。在团长率领下，三营官兵与敌军从凌晨4时激战至近11时，约7小时，歼灭日军大部。日军残部乘汽艇仓皇逃遁。

值得一提的是，此役中被俘的日军士兵香河正男，经反战教育后，于1940年2月在新四军军部加入新四军，成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一员，为抗战贡献力量。

“共产党人支援正面战场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不容抹杀。”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抗战史研究顾问蒋文澜教授撰文指出，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下，江西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许多优秀党员奉命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军政职务，带头英勇作战。

中共地下党员陈希周(原名陈昭礼)等人应第七十军军长李觉邀请，任该军干训班政治教官，为其培养后备军官补充抗日部队，保持战斗力。1938年7月26日，日军侵占九江后，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分兵三路进犯，于沙河(今九江柴桑区沙河街道)、金官桥(今九江濂溪区赛阳镇)一带被第七十军等部阻击，损失惨重。蒋文澜称，战后第七十军军长李觉由衷表示：“第七十军坚持抗战，全赖陈希周等共产党骨干支持。”

1941年3月，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及第二十独立混成旅团共4万余人，分三路会攻上高。战斗中，中共江西省委指示“特别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联络刘广泰、王宁等地下党员发动广大民众，在枪林弹雨中抢运弹药粮草、侦察敌情、捕捉汉奸，出色完成支前任务，为上高会战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一种力量

南昌一度被誉为“南方的延安”

赣江，江西人的母亲河，航运繁忙，码头众多，船工群体庞大且富有革命传统。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下，罗孟文等人深入船工群体，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陈列科科长李卫玉介绍，1938年5月，中共赣江河流工委(后改称赣江河流总支)正式成立；仅半年多时间，赣江航线上党员便发展至180余人，在广阔的水域上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力量。

按照“在巩固中求发展”的工作方针，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下，中共江西省委积极行动，至1939年底全省党员总数已发展至1.8万余人，党的力量在江西抗日各条战线深深扎根。

“抗战初期，南昌汇集了大量从北平、上海而来的流亡知识青年，这些青年和南昌本地的爱国青年会合，成为抗日救亡的洪流，掀起了江西抗日救亡的热潮。”李卫玉介绍，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江西青年服务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等爱国抗日进步团体先后成立。其中，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尤为引人注目。

“新四军战斗在哪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就宣传到哪里，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成为当之无愧的‘铁军轻骑兵’！”李卫玉说，当时，各地知识青年奔赴南昌，很快使战地服务团发展成100多人的团体。他们热情洋溢地在街头表演话剧、发表演讲，和南昌人民打成一片，获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叶军长用自己的军饷给我们买来全国最好的口琴。”曾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儿童队队员的黄祖友撰文回忆，叶挺在视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儿童队时，发现小队员们没有乐器，便自掏腰包托人赶赴上海购买了24把口琴。没过多久，儿童队所有队员人手一把“军长口琴”，抗日宣传的积极性更高了。

“在南昌，我们经常到街上去宣传抗日，教群众唱歌，只要我们一出现在街头，马上就会围上一大群人，他们看到我们小小年纪就穿着军装在街上唱歌跳舞宣传抗日，都投来惊喜的目光。”黄祖友说，“最难忘的是在江西大剧院为国民党伤兵演出，当我们唱到《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时，台下的伤兵使劲鼓起掌来……演出结束后，他们紧紧抱住我们表示感谢，那兄弟般的深情厚意使人久久难忘。”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活动，在南昌上空亮出了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醒了南昌人民的抗日意识。”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研究员李秋华介绍，当时的南昌，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保卫大江西》的歌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极大地激发了南昌人民的保家卫国热情，南昌城抗日氛围空前浓厚。这里，一度被誉为“南方的延安”。

文/刘志洲 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李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道感谢南昌市档案馆、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等单位提供帮助，刘长明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