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最大的红军医院，为何藏身赣南小山村
在兴国茶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创造性智慧，更可以看到“军民一体”的磅礴伟力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作者 | 朱华 黄晓明
江西兴国是著名的红军县、模范县、将军县、烈士县。在距县城约25公里处一个叫茶岭的小山村里，有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和军医学校旧址。
这所关系到红军战士生命健康、维系着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后勤机构，为何没有选择条件较好的县城，而是隐匿于这个小山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得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
红军总医院为什么会在兴国
红军总医院的诞生，是反“围剿”烽火硝烟中的历史选择。
1930年到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连续赢得3次反“围剿”胜利，中央苏区内外斗争形势有所缓和。当时，大量伤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红军的医疗保障体系尚处于草创阶段，于是创办一所集中化、正规化的后方总医院，成为快速恢复红军战斗力的紧迫任务。
1931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在兴国水头庄做出就地成立红军总医院集中收治伤病员的决定：“……（五）各军留下之临时病院，统归后方总医院（院长戴济民、政委贺诚）指挥。”第二天，红军把六千余名伤病员送到茶岭安置。
此后近三年时间里，茶岭的红色医务工作者秉承“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宗旨，精心医治了大批的红军伤病员，为苏区革命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将红军后方总医院设在兴国茶岭，是当时党和军队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天时，伤员有就近救治的现实需要。第三次反“围剿”决定战局走向的几场关键战役，都发生在兴国县境内。将总医院设在战场附近，就近安置伤员，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伤员转运的时间和路程，减少转运途中的颠簸与二次伤害。
地利，茶岭有得天独厚的地理隐蔽性。茶岭村群山环抱、森林密布，地形上易守难攻，为医院提供了绝佳的伪装，可以有效规避敌机的侦察和轰炸；同时，当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便于红军就地获取生活补给。
人和，兴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兴国县是苏区的模范县，是红军兵源、干部和物资的重要来源地，群众革命热情极高，而茶岭地区在苏区初创时期就曾是红军的活动据点。良好的革命基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是医院能够在这里扎根、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土屋医院”里的红医传奇
当时的茶岭红军总医院，院舍是由祠堂、庙宇和民房改造而成的，泥墙、木梁、茅草顶，空气中弥漫着草药、血腥与泥土混合的味道。在这个看似原始的“土屋医院”，一群白衣战士凭意志与智慧，书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红医传奇。
红军总医院内，有包括戴济民、陈志方、李治、孙仪之、彭龙伯等十几位苏区名医，设有病床200余张，甚至还拥有全苏区唯一一台50毫安X光机。
为了更好救治伤员，他们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级诊疗流程：伤病员入院时，先被送到设在村外山脚下的第五所进行清洗、分类和简单处理；之后再由担架队送入总院，由院总部负责复杂重病号的诊断和外科手术，其他各所则按伤情轻重分别收治。这个流程清晰、分工明确的体系，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出最大效能，也为后续苏区医疗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当时的医疗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医生没有手术镊子，就用竹子削成竹夹子代替；西药奇缺，便发动军民上山采集中草药；纱布严重不足，就将用过的纱布反复清洗、高温蒸煮、淡盐水浸泡消毒后再次使用。没有手术室、病房，就借用祠堂和庙宇等场所。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红军总医院先后治愈了包括萧克、罗瑞卿、王稼祥、陈伯钧、贺昌等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和上万名战士，让他们重返前线。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兴国县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将支援总医院当作头等大事，经常组织慰劳队、洗衣队，为医院送来猪肉、蔬菜等物资，县里的工农剧社和“蓝衫团”（文艺宣传队）也轮流慰问演出，用歌声和笑语驱散伤员的病痛与乡愁。
开国上将萧克晚年曾动情地回忆起一幕场景：对于做了“离断”（截肢）手术的重伤号，慰劳队的女同志像母亲和姐妹一样，一口一口地端汤喂药，说着安慰鼓励的话语。有的哺乳期妇女看见伤病员不吃也不喝，急得暗暗掉泪，主动解开衣襟用乳汁喂养伤员。年轻的伤员感到难为情，脸都红了，怎么也不吃。那一句“红军同志哥，吃了好补身子”，让在场的铁骨硬汉无不潸然泪下。
红军总医院同样对乡亲们敞开大门，专门开设了十多张病床免费为当地百姓治病。据当地档案记载：茶岭村民曾庆海的爱人难产，医生徐健成功为其实施了当时罕见的剖腹产手术，最终母子平安；村民黄秀子的烂脚病在医院免费治疗两年终于痊愈，她抱着一只鸡来感谢，医生坚持按市场价付了两块银元。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这血脉相连的军民深情，正是苏区稳如磐石的社会根基。
从“马背学校”到“红医摇篮”
医护人员稀缺，是红军总医院从创办之初开始就面临的严峻挑战。
1931年11月，由贺诚负责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在“一苏大”向党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后，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成立。1932年8月，经南雄、水口战役后，军医学校迁至兴国茶岭，红军总医院也随之成为该校的附属医院和主要教学基地。
军医学校创办初期，大部分时间随军转移，居无定所，所有教学设备（几张挂图、一具人体骨骼标本、两台显微镜）仅用一匹马就可全部驮走，被人戏称为“马背学校”。迁入茶岭后，学校终于有了稳定安全的办学环境，为之后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简陋而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压垮师生们的斗志：教师们在油灯下自编教材，自刻蜡版、油印讲义；学员们上山砍柴、挑土搭建校舍，木板上铺稻草即成睡铺；没有食盐，大家就用旧土墙陈土熬制硝盐；毛边纸不够，大家就以树枝为笔，在地面或沙盘上练习。
学校的课程安排秉承“少而精”原则，理论与实践、教学与临床紧密结合：基础医学课首开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课程，临床医学课则以战伤救治（止血、包扎、固定、转运）和苏区常见病（疟疾、痢疾、疥疮、下腿溃疡）的防治为重点，每周还有一次雷打不动的革命形势讲解课。学员们白天还在课堂上学习，晚上可能就在手术台旁担任助手；今天刚学完战伤包扎，明天或许就要到前线去实践。
学校先后培养军医200多名，培养卫生长、卫生员、药剂师、护士等四五百人。他们如同一颗颗红色的医学火种，被迅速分派到各红军医院和部队中，挽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
红军军医学校第二期毕业生合影。
红医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因为革命形势的变化，1933年8月与1934年4月，军医学校与红军总医院相继迁往瑞金，随后又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茶岭的故事虽告一段落，却播下了一颗红医种子——
这所“马背学校”，在延安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迁到沈阳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的高等学府；这座“土屋医院”，在艰苦的长征路上继续救死扶伤，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成为中国军事医学的殿堂。
回望茶岭，它不仅是一部救死扶伤的战地史诗，更是一部军民团结的奋斗长歌、一座人民医学教育的创业丰碑。它诠释了何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何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更是“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红医精神的生动写照。
在兴国茶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创造性智慧，更可以看到“军民一体”的磅礴伟力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昭示我们：无论面对何种困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意志永远是破局的利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同甘共苦永远是胜利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