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最后一个状元竟弃官当山长

他是江西最后一个科举状元，身处晚清乱世，却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抱有浓厚的淑世情怀。

作者 | 顾宝林

题图 | 状元府

道光十五年（1835）四月，来自江西吉安永丰县的刘绎殿试中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成为江西最后一个科举状元郎。

刘绎身逢晚清乱世，历仕三朝，常年游走京师与地方，寄心于国计民生，鞠躬尽职，遗惠甚多。尤其是他晚年回归桑梓，多次出任阳明书院和白鹭洲书院山长，编刻江西地方志，为推进江西文化教育不遗余力，为此也赢得了清末江西一大教育家的美誉。

刘绎铜像。

状元郎主动请求调任地方

高中状元的刘绎授官翰林修撰，从六品。刘绎凭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和朴诚忠厚的性格，很快就赢得同仁的赞许和朝廷的认可。道光十七年（1837），刘绎奉命入值南书房，担任道光皇帝的文学侍臣，备皇家顾问，自此进入皇帝的亲信圈。

虽然受到皇帝赏识，刘绎却倍感压力，毕竟自古有伴君如伴虎之说。两年后，刘绎又以卓越识见和敬业精神赢得道光帝的进一步信赖，被越格擢升为从三品京堂，成为衙门长官，不知引来多少羡慕甚或嫉妒的目光。

就在众人暗自揣测刘绎京官运势亨通、前程远大时，道光十八年（1838），刘绎升任山东提督学政。这个学政，虽然位列三品，但毕竟调出京城，离开了皇帝的圈子。一些人觉得是明升暗降，替刘绎感到惋惜。但刘绎却暗自高兴，毕竟是自己主动要求调任地方的，觉得终于可以离开人才济济但关系微妙的京城阁僚圈。

为政山东期间，刘绎以先前宜黄教谕经历为经验，忠于学政职守，热心服务社会，不仅多次视察地方事务，调查文教问题，还非常注重规章制度建设。

比如亲自起草并出台教育法规性质的文件《劝课条规》，发往全省各州府县，要求多建私塾与儒学会馆；著《崇正黜邪论》书一部，整饬教育，促进学业。刘绎任职山东学政的所作所为，有力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反对侵略保境安民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外强中干的清政府毫无抵抗之力，准备割地赔款求和，激起无数爱国志士的强烈愤慨。

当时短暂回京的刘绎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命感，多次上表要求禁烟，指出鸦片贸易是西方列强乱我中华之野心，是祸国殃民、残害生灵的重要源头，直言“官吸之则费事，兵吸之则废守。富者败家，贫者丧身”。

不仅如此，刘绎还阐述了具体的禁烟对策，主张对各级官吏、军队、民众分别制定严格的禁烟条令，并要求严格执行落实，认为“行之数年，必可挽回”。对于英军的无耻要求，主张坚决抗击，不可赔款割地。

针对英军入侵长江沿线，刘绎主张“沿江固守”，不给敌方机会，打消耗战等策略。可惜满清政府一心求和，苟且求安的大臣也无心一战，刘绎的一片忠心不过是空包弹而已，无人理会。有心报国、进言不睬的遭遇让刘绎非常失望，这为他后来决意辞别官场埋下伏笔。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咸丰二年（1852）秋，太平军一路北犯，经湖南已窜至江西边境。第二年吉安、南昌等地告急，社会秩序变得不稳。为保境安民，退居在乡的刘绎奉命协助吉安府襄办团练，后又致书时任吉安府太守王琴仙，提出编查保甲防控意见，以备不时之需。

刘绎还襄助太守成立郡城保卫局，发动全体兵民积极备战，加强训练和巡防。“从来兵甲威天下，总在人和势自强。”刘绎认为无论面临何等样的形势与局面，甲兵强将是胜利之本，有备无患。

咸丰六年（1856）正月，吉安城失陷。本为邹鲁弦歌圣地的白鹭洲书院也在炮火中沦为废墟。形势危急骤变之中，刘绎只得携一家老小避难于乐安、吉水等深山中。次年形势稍稳，刘绎才重回永丰县城，协助知县组建团练等防守太平军。永丰县境在刘绎等人的统筹谋划下，各乡镇纷纷拉起总计数千人的团练队伍，盘踞在县境内的太平军见势不妙几乎全部退走。

咸丰十年（1860）秋，第二次鸦片战争激战正酣，而太平军也正在攻城略地，清政府内外交困，惊慌失措，疲于应付。为应对危机，江西地方政府请求赋闲在乡的刘绎协助组建团练，随时用事，于是刘绎前往南昌协助曾国藩的湘军，督办江西团练，为湘军在鄱阳湖一带最终打败太平军立下功劳。

刘绎画像及简介。

回归桑梓为国育才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刘绎回到魂牵梦萦的庐陵老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看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致，感受着故乡热土的气息，刘绎不禁吟出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此时，吉安城东的青原山阳明书院修葺在即，刘绎被荐为山长兼主讲，原本就有志于教育的刘绎欣然上任，开启讲学庐陵的新日程。白鹭洲书院也得以重新修缮，刘绎又被举为山长。于是他的平时功夫基本都围绕这两座书院打转，以平生所学回报桑梓，为家乡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可惜晚清内外交困的时局让退居家乡的刘绎躬耕书院事务时续时断。

同治二年（1863），一番战乱后的青原山书院重新复学，刘绎重新开课授徒。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首次被聘为书院山长，此后辗转各地，时隔二十年后再次登临会馆讲坛，刘绎感慨颇多：“尚有前缘结此山，山灵应许再追攀……多情旧日升堂燕，犹逐春风为款关。”重踏曾经熟悉的地方，风物有变，陈迹仍在，是悲是喜，令他深思长叹。

同治四年（1865），遭受兵火的白鹭洲书院几乎“沦为鲛室”，书院山长刘绎在新任知府定详支持下，决定将书院迁址到城西仁山隆庆寺废址上。历经商议、动工，书院在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竣工告成。第二年冬，知府定详和山长刘绎分别写了《重建白鹭洲书院记》一文，加以纪念，并载入《书院志》书。

白鹭洲书院的重建，给吉安府的青年学子带来了向学的希望与力量，他们呼朋唤友，奔走相告，以青年人特有的活力庆祝书院的重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刘绎的默默奉献与玉成。

刘绎归居吉安期间，除了主讲白鹭洲书院、阳明书院，还经常送学下乡，和各县书院保持紧密联系，如曾经指导泰和的云亭书院开讲，到永丰的螺城、义首书院作短期的巡回座讲，进一步传播了儒家的义理之学和君子的担当精神，培养、扶植了一大批青年贤才，如肖鹤龄、龙文彬、郭偃、何邦直、胡友梅等均出自他的门下。据说，刘绎主持白鹭洲书院时期，曾培养一科八人中举登第，轰动朝野。

刘绎晚年还积极主纂或参编地方志书，如《同治永丰县志》《光绪吉安府志》《光绪江西通志》等，为江西地方志的建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