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知人识世的人生风景

主讲嘉宾：包伟民 浙江宁波人，1988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大城市学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4年至2022年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南溪游园

白鹭洲书院

杨万里雕像

编者按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耳熟能详的古诗《小池》，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代表作。杨万里不仅是著名文学家，还是理学思想家，同时也是南宋中前期重要的政治家。近日，由吉安市委宣传部、江西日报社（江西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吉安市文广新旅局、吉安市文联、吉安市社联、吉安市旅投公司承办的“白鹭洲书院讲坛”第三期开讲，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包伟民教授授课，讲述庐陵先贤杨万里知人识世的人生风景。

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06年6月15日），字廷秀，号诚斋，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黄桥镇）人。

《宋史·杨万里传》称“年八十三”，指开禧三年（1207）受赠光禄大夫（从一品）之年，亦误。他的实际年龄当为80虚岁。这在古代是难得的高寿。人们所熟知的杨万里（1127-1206），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名列南宋“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范成大、杨万里）。他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理学思想家。

包伟民教授在讲坛中介绍于文学与思想领域之外、作为一位南宋中前期重要政治家的杨万里。

不凡一生——家世、问学、宦历

家世方面。杨万里五岁启蒙，七岁习经，十岁从父宦学四方，不仅结识了众多师友，更扩大了见识。

问学方面，在其问学的老师中，16岁时拜王庭珪以及20岁时拜刘安世为师，最为重要。此外，在他已经入仕、任零陵县丞时（1160年），拜谒名臣张浚对他的影响深远。

《宋史·杨万里传》：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敎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这就是他的“诚斋”名号之所出。除此之外，张浚坚决抵抗女真金国的立场，也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在这一期间，他还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在从政、为学等方面终生受影响。

杨万里宦历如下：

23至27岁（1154年）：应科举中第，初入仕；

27至35岁（1162年）：低级州县官；

35至42岁（1169年）：居家服丧；

42至65岁（1192年）：地方至中央中高级官员。官至尚书左司郎中。

65至83岁，退居乡野。

杨万里人生的重要年份：

24岁（1150年）春，中乡举。

26岁（1151年）夏，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

28岁（1154年），再试进士及第，中丙科。

30岁（1156年），初入仕,任赣州司户参军。

44岁（1170年），因右相虞允文推荐，任国子博士。

56岁（1185年），任东宫侍读。

57岁（1186年），任尚书左司郎中。

66岁（1192年），从江东转运副使任上改任祠官，退居乡野。

73岁（1199年），以太中大夫（从四品）致仕。

宋高宗赵构在位期，是杨万里出生求学、应举入仕，并且思想定型时期；宋孝宗赵昚（shèn）在位期，是杨万里政治地位上升稳固期；宋光宗赵惇及宁宗赵扩在位前期，是杨万里政治生涯高峰期。

群贤并起——时代、地方、人物

杨万里在求学、应试以及入仕前期，结识了一大批与他志趣相投的师友。除了他曾经问学的几位老师外，政治思想上对他一生影响至深者，尤其是张浚（1097-1164）， 以及曾上书“乞斩秦桧”的吉安人胡铨（1102-1180）。

杨万里的同辈友人，人才济济。例如：仅与杨万里同榜考中进士的，就有状元张孝祥（1132-1170）：杨万里同榜进士，状元；明州鄞县人，著名“豪放派”词人代表作家之一。

范成大（1126-1193）：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苏州人。

虞允文（1110-1174）：宋孝宗朝名相，四川眉山人。

周必大（1126-1204）：宋孝、光、宁宗三朝名相，吉安人。

陆游（1125-1210）：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绍兴山阴人。

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集大成者，福建尤溪人。

张栻（1133-1180）：张浚之子，南宋著名理学思想家，四川绵竹人。

吕祖谦（1137-1181）：南宋著名理学思想家，寿县人，后居浙江金华。

王十朋（1112-1171）：绍兴二十五（1157）年状元，南宋名臣，温州乐清人。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济南历城人，后居上饶铅山。

所以，仅从杨万里的“朋友圈”来看，就可以说高孝之间是两宋社会第二个群星闪烁、人才济济的历史时期。杨万里作为一位杰出历史人物的问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人才辈出”历史现象的一个例证。

两宋江西——地理、地位、人才

从历史经验看，往往会有一个经济的——乃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与政治的核心区域，主导着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与走向。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的核心区域存在着一个不断转移的过程。从秦汉时期的河渭流域（关中地区），到唐代逐渐向黄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区转移，再从唐到宋，就逐步从黄河中下游转移到江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了。造成核心区域不断从北向南转移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可能相对重要。史学界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重要命题，称作“经济中心南移”。

当时，长江剑阁以南（“南夏”），人口、地域大约占天下三分之二，无论财赋、机巧（手工业产品）与矿冶物产，都已经远胜于北方地区，甚至文化（儒学）中心也随之转移，“古称邹鲁，今称闽越”。从南宋时期起，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学者刘子健先生认为南宋时期的文化“以江浙一带为重心”。

反映从陇右到江左文化主导区转移的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南北之间关于科举取士方法之争——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官员来源不同地域的分布之争。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至唐代始成为录取官员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唐代，北方士人在科举中占绝对的优势，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从西北起家，重用关陇集团和北方士人。据统计，唐代357名宰相出身的地域分布，属于北方的关内、河南、河东、山南、陇右诸道的有326名，占总数的91%有余，而属于南方的淮南、江南、剑南、岭南诸道仅31 名，占总数不到9%，南北差别悬殊。

北宋时，随着经济中心乃至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北方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逐渐丧失，科举及第的比重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

宋英宗的治平元年（1064），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南北之间的人才之争。北方人司马光（1019-1086，陕西夏县人，今属山西）建议今后在科举考试时采用不同地区按名额录取的办法，试图以此来确保北方人的录取比例，认为当时的科举录取办法“大段不均”（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南方人欧阳修却不同意，认为不应人为地对不同地区设立录取名额，应该完全看考试成绩来确立录取与否，以示公平：

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

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南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不过，由于双方的观点相持不下，因而科举取士办法还是维持现状，实质上宋英宗是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

从当时进士登科人数的分布来看，北宋时期南方占了绝对优势，甚至可以说南与北是畸重畸轻。有记载统计，北宋时期全国总共录取进士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9164人，占95%有余，北方诸路仅466人，不到总数的5%。在南方地区中，又以两浙东、西、江南东、西与福建等东南五路的进士为多，总共7038人，占北宋进士总数的73% 。尽管由于记载不全的缘故，统计不一定准确，但仍可以说明南北及第比例之悬殊。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因此愤愤不平，也就可以理解了。

到了南宋，北方地区基本落入女真人之手，由于民族因素的影响，金国主要并不依靠科举制度来录用官员；南方的赵宋王朝，科举取士之盛则更超过北宋，可以说奠定了此后南北之间文风盛衰的格局。

直至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 ，朱元璋出于方便对北方地区政治控制的考虑，利用“南北榜”事件，确立了南北分卷取人的制度，这才使得南北之间科举录取的畸轻畸重现象有所改观。但是明清两代进士高科人才仍明显集中于南方，主要是太湖流域的江浙地区。

从北宋以来，江西地区之人才辈出就一直受人瞩目，无论是临川的王安石，南丰的曾巩，还是庐陵永丰的欧阳修，都是杰出代表。从此奠定了这一地区在两宋政治文化地理中的地位。

江西（豫章郡）所属之南扬州，及至南宋时期，与吴越（今江浙）相比较，其耕作技术仍然相对粗糙。但这并不能被绝对地理解成“落后”，因为这里还需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水平问题。精耕细作并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形式，资源与劳动投入的合适比例是其中关键。也可以说，南宋时期，江西地区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仍大致平衡，这其实是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

总之，发展之迅速与产出之充沛，为吉安地区在南宋时期人才辈出奠定了经济基础。

田野退居——政局、性格、心态

政局方面: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去。赵构坚持与金人议和的国策，“确守勿变”。

绍兴三十一年（金朝正隆六年，1161）九月，完颜亮撕毁和议，举兵60万分四路大举南侵。十一月初八，虞允文率领宋军取得采石大捷。三十日，金军内讧，完颜亮被杀，退军。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赵构退位为太上皇，皇太子赵昚正式继位，他就是宋孝宗。

隆兴元年（1163）五月二十二日，符离之败。

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隆兴和议签订，宋金为叔侄之国。

赵昚多方受困，内心憋屈不平，而又无可奈何。后来随着年事渐高，锐气日消，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北伐的念头。

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对待臣僚，赵昚特别在意树立自己“独断”的形象，也许是试图求得某种心理平衡吧。在他的统治期间，南宋朝廷的宰相被频繁更换，少有实权。臣僚稍有不同看法，立即就被贬黜。到晚年，又宠幸曾觌、龙大渊、张说、王抃等亲信，加剧了吏治的腐败。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太上皇赵构去世。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赵昚退位为太上皇，立第三子赵惇为帝，他就是宋光宗。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赵昚去世，在赵构正妻太皇太后吴氏主持下，赵惇被迫退位为太上皇，由其次子赵扩继位，绍熙内禅史称。赵扩就是宋宁宗（1168-1224）。不久，外戚韩侂胄擅权，发动“庆元党禁”打击理学家为主体的政敌，南宋朝政更加昏暗。

在这一朝政大环境之下，杨万里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决意退居乡野。

性格方面：代表杨万里政治主张的，是他于1167年奏上的《千虑策》。在内忧外患的国势之下，关心国运的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对策。《千虑策》是应时而作的政治论文，目的在于总结靖康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大胆地揭露朝廷各方面的弊端，提出自己的政治方略。《千虑策》分为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十一部分，每篇或分上中下，或分上下，独立成篇，各有所论，互相联系；纵论古今，立足现实，分析透彻，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心态方面：杨万里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但是“高孝光宁”四朝朋党之争始终不断，杨万里三次立朝期间始终怀着“致君行道”的理想，其耿介直言、清正守节的形象深入人心。杨万里与主战派的胡铨、张浚交游密切，但是随着两公的离朝去世，以及与杨万里关系密切的陈俊卿、虞允文等人的纷纷去位，无疑使得杨万里在朝中倍感孤立无援，而朝中韩伲冑等奸佞当权，君主的昏聩更加使得杨万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致君行道”可能永远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泡影，因而，杨万里只能选择自请离朝。

意义探求——格调、学行、择友

观察杨万里的生平，可以从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归纳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先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创造，必然在家乡的文化传统中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迹。地方士民日常饮食起居，尽管常常浸润于无声之中而不自知，其受惠于先人者实莫大焉。我们如果能够积极发掘，多方传播，对于现今社会文化的发展，则可期待事半功倍之效。这是文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认识”杨万里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之所在。

具体就杨万里的个案而言，简单归纳，有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略可讨论：

格调：取法乎上。光宗、宁宗期间，杨万里其实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这也是朱熹为什么多次请他出山的原因，但杨万里宁可以退居来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学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儒家为学的终极目标，但绝大多数士大夫不过将其虚悬，视为空论。真正能够将学与行结合起来，落实到行动的是极少数。杨万里显然属于这极少数之列。

择友：认真择友，绝非为了“出门靠朋友”，而是通过在“择善而从”的氛围中给自己的鞭策与推动。

陆游《剑南诗稿》卷四二《赠谢正之秀才》：

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

陆游这个评价，对于政治史中的杨万里来说，也是客观公正的。

互动

彭庆新（吉安市文联挂职党组成员、副主席）

南宋著名诗人、“庐陵五忠一节之一”的杨万里其人其诗其事在庐陵大地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名人，听了包伟民教授讲授的《认识杨万里——知人知世及其意义》这一堂课，结合我个人学习和理解，杨万里对庐陵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以下重要影响：一是清新质朴的文风影响后人。杨万里的诗和词清新质朴、幽默诙谐、明白晓畅，村夫民妇皆易于理解，被现代文学家胡适称之为“白话诗人”。二是爱国忧民的士风影响后人。作为庐陵“士人”的杰出代表，杨万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一生关心国家命运，写下了纲领性的《千虑策》30篇政论文章，提出了振兴国家的总体方略。他一生创作大量爱国忧时、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唱出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庐陵学子。三是清正廉洁的家风影响后人。杨万里一生刚正不阿，敢于指摘时弊，不愿向权贵屈膝，三度在朝做京官，多次做知县、知州，但致仕回吉水老家，仅有老屋一栋，可谓一生为官，两袖清风。他告诫儿子们：“汝要做好官，令公书考不可钻。借令巧钻得，遗臭千载心为寒。”几个儿子不忘父训，勤廉为政，深得好评，被誉为“当今廉吏也。”

杨巴金（吉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

杨万里作为庐陵地区的标杆人物，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如何用好地方特有的文化符号，如何让宋韵明风等文化遗产在吉安鲜活起来，吉水县作了不少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

第一，守护地方文脉。既着眼于新形势下“文章节义”内涵的挖掘，又积极探索“两个结合”的新路径。近年，以诚斋先生诞辰为契机，两次举办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诚斋气节万里风》《风行水上自成文》等学术论文集。又如家乡湴塘村成功申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省作协去年开展“江西文学惠农书房挂牌暨江西文学公益大讲堂”活动，地方文化人出版杨万里文化系列诠释书籍，如《杨万里家族纪略》《家刻本〈诚斋诗集〉校注》等10余部，深入浅出解读其为人、为官、为诗的可贵品质。

第二，人人可为薪火。说庐陵文化薪火相传、代代相守，关键是“可传、能传，可守、能守”。能坚持常态化举办诗会和赛事，如2020年举办全市“中涵吉水香——杨万里诗艺研讨会暨重阳诗会”，2022年与北师大、《诗选刊》杂志社等举办“第二届杨万里诗歌奖全国大赛”。两所高中均开设“万里班”，县里定期举办以诚斋文化为主题的征文、书法、采茶戏等赛事，人人争做努力奔跑的文化追梦人。

第三，点亮精神灯塔。吉安庐陵文化与红色文化的交相辉映，全国绝无仅有。其家乡建成了杨万里纪念馆和杨万里诗画小镇，将他的诗词融于场景营造，以传统庐陵建筑与现代风格建筑相映照，打造远近闻名的家风教育、廉政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城建有杨万里公园，融合诚斋诗词演绎地、爱国情怀弘扬地、轻氧旅行目的地为一体，营造一步一诗一景的沉浸式诗词氛围，再现他“诗画、爱国、忧民、清廉”的生命历程，有力推动庐陵文化传承融合和创新发展。

（本版文图由吉安市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