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王安石变法的理念与当代价值

由盛转衰的北宋，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敌，年轻的君主渴望大展作为却又饱受掣肘。也正在此时，从基层奋起的王安石挺身而出，走进宋神宗的视野，越次入对后两人一拍即合，一场变革随即展开，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尽管变法因为触碰到权贵阶层的利益备受阻挠，变法的阵营也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产生分裂，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不能否认的是，北宋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一度形成了社会发展、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的景象，“达到了宋朝也是十一世纪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王安石也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梁启超评价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

变法的核心理念

王安石自幼聪颖好学，随其父宦游各地，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年少时的游历和在鄞县等地的为官经历，令王安石在面对宋神宗“本朝百年来虽问题不少，但表面上看却太平无事，道理何在”的两难问题时，做出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回应。他透过宋王朝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从教育、科举、财政等十个方面分析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危机。这篇文章与早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堪称王安石两篇精彩绝伦的政论文，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及其变法的核心理念。

1.关注民生，裕民利民。 王安石十分重视民生问题，这一点早在他出任鄞县知县时就显现出来。初到鄞县的王安石经过考察发现，鄞县虽然地域广阔且江河遍布，却常年受干旱之苦，于是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他发现青黄不接时百姓难于生计，便以轻微的利息将官府的粮食贷给农民，待农民秋收后再归还新粮，一方面解决了农民无粮艰难度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官府的存粮能够得到更新，一举两得。这种以官粮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的做法就是后期青苗法的雏形。“治鄞千日，影响千年”，这是今人对王安石的评价。可以说王安石在鄞县的从政经历为他今后推行变法提供了经验支撑，也正是从这里，他踏上了变革的第一步。

2.富国强兵，永保太平。 宋神宗与王安石初次相见时，曾表达他渴望成为像唐太宗一样的君主，一展振兴大业。对此，王安石回答道：“唐太宗何足道哉，陛下若要治国兴邦，每事必要以尧、舜为榜样”“方能富国强兵，永保太平”。事实证明，这对君臣也正是这样做的。面对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局势，为改善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陆续推行均税法、青苗法等改革措施，以义取利，切实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而守旧派则认为王安石之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在“与民争利”，是“变相敛财”。王安石出任地方官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复制推广”需要各方面条件和保障，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当刻，从王安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来看，变法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效的。

3.学惟时习，经世致用。 庆历三年，王安石写下著名的《伤仲永》一文，讲述了家乡一个名为方仲永的神童因天资聪颖传遍乡里，又因后天疏于学习而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也基于此，王安石发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的感叹，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方今天下人才不足”，而州县虽有学，“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施行变法后，王安石针对当时学校形同虚设、学习内容空洞等问题，以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为根本出发点，主张“学以致用”，创立太学“三舍法”、编写《三经新义》作为学校教材、从优等生直接取仕等改革举措，对改进当时的学风教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4.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同时他还强调“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认为国家充满人才，才会愈加兴盛，而要培养人才，则要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面来发力。“教之之道”是主张学校教育要培养有用的人才；“养之之道”则强调要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要“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是关注人才的选拔，旨在为国家发展选出真正胸有丘壑、德才兼备之才，摒弃只晓记诵经典章句之人；“任之之道”强调用人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价值，使“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各司其职，为国家所用。

变法的当代价值

北宋百年，崇文抑武，积弊重重。王安石以舍我其谁的勇气，于风云激荡时勇挑改革重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对后世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王安石“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与当今执政为民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其民本思想的主要理论根源于儒家，强调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也要一定程度上考虑人民的利益。王安石指出“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认为“民”是王朝立国的经济之本，所以要“裕”民，“民富然后可教矣”“民富然后财贿可得而敛”，方能“富”国，“富然后邦国之民可聚”，其鲜明的民本思想也在变法中可以窥见，其内容的主要精神是以民为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现在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富国强”是王安石的理想，也是无数中华儿女共同的奋斗目标。

2.德法结合，善法而治。 王安石在《王霸》一文中谈道：“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指出儒家和法家在维护王朝统治的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同时，他也看到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区别：“故王者之道，虽不求利，而利之所归。霸者之道，必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则天下孰与之哉？”他认为王道是高于霸道的，但此两者需要互补，既尊儒也重法。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法治”，指出“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善法而治”的思想对我国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和科学立法提供了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向世人宣告我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实践中拓展新思路、增添新内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前进。

3.发展生产，以义理财。 一张《清明上河图》描绘出汴梁城的繁华，却画不出北宋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为了改变国力日渐衰弱的现状，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等，致力于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以期达到“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在面对政敌“与民争利”的指控时，他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盖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他“理天下之财”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因太过“先进”且执行中被“变通”而走向失败。例如，他推行的市易法，其本意是为了抑制物价、稳定市场，却由于实际操作者的失误反成为垄断市场的剥削机器，这对当下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启示，即如何处理好政府、人民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使人民获得利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变法的思想遗产

近千年前，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王安石大刀阔斧，却囿于国家积弊已久，非一朝一夕能实现富强的目标，且缺乏一支同心同向的改革队伍，终弃政从文，归隐江宁。作为政治家特别是改革家，王安石曾备受争议，甚至被污名化，但明珠终不会蒙尘，历史定有评说。

1.留下了“三不足”的斗争精神。 面对内忧外患的艰难困境，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斗争精神砥砺向前。“三不足”意指天象的变化不足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都要效法，一些人的议论无需担心。当前，我国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王安石“三不足”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2.丰富了“道理”的哲学内涵。 宋太祖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天下何事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此时的“道理”还只是一种比较直白朴素的观念。直至北宋中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道理”进行了丰富的哲学讨论，既包括自然的法则规律，又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等，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也成为现代人三观的源头之一。

3.埋下了“变革”的觉醒种子。 纵观王安石变法，他以国家放贷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时期的青苗法，直接通达和启示了现代的国家金融信贷，强调政府对市场的管控等举措被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多次运用，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罗斯福新政，“变革”这颗种子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积蓄能量，给后人启迪。我们现在不断通过改革发展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颗“变革”的种子行至今日已萌生新芽，在时代的长河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向如王安石等改革先锋“取经”的过程中，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必将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前人的开拓和今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