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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王擎:以加快市场化改革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来源:凤凰网江西综合

10月28日,江西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院第二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与实体经济”。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擎

10月28日,江西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院第二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与实体经济”。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兴互荣”论坛中,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擎出席并发言,以下是他的观点。

王擎

按照论坛主题,是讲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我的题目是以加快市场化改革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央提到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主要是两条,一个是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第二是金融要防范和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两点我理解是一致的,如果金融不能够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说明金融和实体经济是一种扭曲关系,它会失衡,就会有风险的发生。当前三大攻坚战,也把防控金融风险摆在第一位,所以非常重要。

我们怎么去理解中国金融风险的发生,又怎么样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和化解大的风险?答案就是坚决、毫不犹豫地继续推进改革。这里有一个的观点,中国金融风险的发生,是因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模式和金融全局性本质的冲突,所以形成了内在风险,我们应该想办法有针对性地化解。

先从金融的基本功能说起。金融核心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的配置实际上是用金融的技术尤其风险管理技术,来弥补资金供需部门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鸿沟。但是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本身又不可避免会加剧摩擦和扭曲。我们很难假设在媒介和匹配资源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是完全理性的,它不受外界摩擦和外界冲击的干扰。包括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我们的非实体企业会去做金融,为什么我们的金融机构会放那么多贷款给非实体企业做金融,这中间本身有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尤其当存在外部冲击的时候,如货币政策、外部经济的剧烈变化,或者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都会看到这种现象。有篇文章讲房地产价格上涨与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就是说当有外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异化公司的行为。当外部冲击出现的时候,金融机构在配置资源过程中本身发生扭曲和失衡,这就会导致金融风险。这是金融风险或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08年次贷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银行把贷款放给低收入的家庭,银行以为没有风险,因为房价在不断上涨。另外,中国的银行把贷款放给国有企业,也认为只要企业是国有就没有风险。现在P2P网贷出那么大风险,是因为投资者以为只要把钱交给国有的P2P平台,它一定会负责。如果我们想当然认为金融机构是理性的,我们的愿望肯定会落空,这是风险发生的内在规律。因此,金融危机一定会阶段性地出现,它会成为市场经济内在的特性,不会消失,一段时期可能又会重复出现一次。

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的金融风险,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但是美国却率先复苏,中国的危机反而似乎更重,时间更长。从我们研究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看,从2001年到2017年指数总体呈下滑趋势,其中,经济运行风险下滑更厉害。在经济运行里面,比较凸显的是杠杆的风险。杠杆很有意思,从中美杠杆对比看,中国从01年到17年杠杆逐渐增加,中间基本没有调整。但是美国实体经济杠杆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一直在下降,唯一上升的是政府杠杆,以政府杠杆提升来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

我们的杠杆一直往上,没有调整。为什么政府的杠杆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增加,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也增加?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要解释这样一些现象,大体的结论,我认为,就是因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模式和金融全局性的特性发生了冲突。

我稍微说一下渐进化的改革模式,这被认为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现,也被认为是我们改革成功的经验。渐进式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增量式的改革,我们搁置问题,外生地增加市场化的内容。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不动所有权,但增加了承包权。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如此,大的国企格局不变,外生地允许私有企业出现。这个渐进式改革帮助我们取得成功,搁置了争议,但是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而且它扭曲了定价体系,导致风险逐步累积。我们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缓解积压的风险,但是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使得老办法无法再继续化解,我认为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时候。

我说几点渐进式改革导致的问题。第一就是国有和民营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诟病最多的,对我们市场的信心和杀伤力最大的问题。因为渐进式改革,市场形成了二元信用结构。为什么我们金融机构愿意贷款给国企,它不是讲政治,对它来说就是效益最大化,从局部均衡的视角分析一定是效益最大化的。但是实际上国企背后有政府隐性信用做支撑,这不公平。其负面影响,一是挤出,一是扭曲,挤出了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扭曲了市场的定价。在此基础上,民营企业因此承担了更高的利率。这个问题是二元结构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第二是政府的角色。政府转型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政府转型的本质是逐渐减少对经济的直接介入。政府适度的引导作用是对经济有利的,但关键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政府直接介入经济的力度还是太大了。我并不赞成完全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是这个度需要有很好的把握。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也会同样体现为挤出效应,同样会导致定价的扭曲,因为政府发债、给政府放贷款的时候,政府对利率是不太敏感的。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当政府和市场主体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的时候,它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它会与市场争利,但政府跟企业是有差异的,企业受到资产负债表严格的约束,可以破产,政府理论上也可以破产,但在中国政府破产基本不太可能。没有这样一个硬性约束的话,这就不是公平竞争。另外,政府还直接参与要素市场分配,最明显的就是土地,土地收益是归政府的,这是非常有问题的,而且会助推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推升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第三说一下产权改革。产权改革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推进的一项重要改革,对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可能形式上做到了产权改革,但实质上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形式上产权明晰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但是产权对应的责任和权益边界是否界定清楚了,很难说。我们知道国有企业存在产权约束不够,存在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采用了限薪的制度,但没想到限薪出来之后,积极性又没有了。所以产权改革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导致我们公司的治理机制出现严重扭曲,我们常看到国企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非理性和羊群行为,都是具体体现。

最后说一点,关于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包括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透明性问题、监管体制的协调等问题。但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稳定和效率的问题,金融政策在“父爱主义”驱使下,更多关注短期的稳定,但可能危害长期的效率。比如前期的股市救市,就是着眼于短期稳定,短期不跌了,但股市效率受损了,结果救市不成功。上次出现股灾,国家队进去,这次股市下跌换成地方队进去,各个地方拯救上市公司做得红红火火,但这样可能也会加剧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当然如果出现股灾我们是应该有所行动,但这就需要把握好度。而且在股市好的时候,我们要抓紧对投资者教育,教育他们自担风险,否则股市就象小孩永远长不大。

讲了这几个方面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市场。并不是说美国的制度就非常完美,但当危机出现之后,它会让金融机构该破产的破产,也会让房价跌得只卖一美元,就是自己承担责任。但如果这种场景在中国的话,可能就不同了。房价一跌,老百姓就到政府门口闹事了,政府就会安抚,金融机构就会提高信贷风险的容忍度,央行也会跟着释放流动性。我们的做法跟美国出发点和结果都是有差异的,我们的市场没有出清。历史上,我们基本看不到中国发生金融危机,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相信大家都有答案。

那么,怎样来消除渐进式改革带来的弊端?回顾一下渐进式改革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清楚未来怎么走,二是因为利益的冲突。我认为当前仍然是这样的情况,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是利益冲突。认识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国有和民营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制区别得那么清楚,其实所有企业在市场上同等重要,我们应该淡化所有制的差别。另外,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个边界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理清,也涉及认识问题。

不过在当前,更重要的还是如何打破利益壁垒,这一点更重要。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一一阐释改革的具体措施了。总结一下,我觉得现在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主要还是信心问题,靠什么来提振信心?要靠政策的透明和对未来方向的指引,这个方向毫无疑问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而且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以更大的勇气去努力实施,中国就会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吴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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