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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家》第60期丨阿乙:出走的局外人


来源:凤凰网江西综合

人物简介: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得主。出版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我看见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

阿乙

人物简介: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得主。出版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我看见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作品已经输出了七个语种十五个品种。

1

如果不是2002年的那场出逃,阿乙很大可能还是江西瑞昌偏壤山镇的“甲乙丙丁”。

他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他的手臂、胸前、或者是后脑勺,也许会有抓捕犯人时意外留下的刀疤。如果他再不要命一点,亲历九死一生,那么,他的事迹就会传遍十里八乡,成为远近皆知的模范青年。

他怕狗,看上去身体也不算好。也完全有可能因为干不过一个与他搏命的小毛贼而沦为笑柄,甚至声名狼藉。

无论如何,只要尚在那里待着,不出意外,年轻有为的阿乙同志,准能顺理成章端稳他的“铁饭碗”。

但是,阿乙偏偏在2002年的那一张麻将桌上走了神。他三心二意地摸着手上的一饼和两桶,推算出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漫长一生,就要被自己虚度殆尽。他像极了一只劳而无获的困兽,坐在夕阳地下,望着远处的大山,因为不能闯出领地而陷入愁思。

那一年,26岁。年轻的警察艾国柱,正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忠于自己、忠于热血的出逃。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

2

江西九江瑞昌,京九线由南往北从他的故乡穿城而过。1997至1999年,阿乙在瑞昌最偏远的洪一乡派出所做警察,距离县城两个半小时路程。此后,阿乙凭借出众的文笔,调到瑞昌县公安局当秘书,从单位要走大约一公里的路才能回到家。

不出警时,他就在派出所宿舍,听着台湾人的磁带,写永远发不出去的情书。下班后,也懒得去换衣服,就穿着一身警服回家。行走在路上,遇见市井百态,看遍人情冷暖。但最重要的是,他遇见了火车。

“火车来了之后,远方就从抽象变得更加具体。进而知道世界上还有北京、巴黎、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阿乙说。

阿乙的家族,世居乡村。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乡村到了县城。那时候,阿乙觉得更大的世界是瑞昌县城,大不了就是省会南昌。是火车拉来了北京、巴黎和纽约,给他拉来了新世界。

尽管如此,远方依然只是远方,只有现实更为具体。穿上警服,杀人放火要管,乡民走丢了母猪也有可能会找到他。警服一脱,只能用无聊去杀死时间,香烟、酒、麻将,就是他杀死时间的“作案工具”。

九十年代末,瑞昌乡镇有些地方电灯还没有普及,乡村夜晚,一定不会是多年后许多人描述的“星辰大海”,当你看不见任何尘埃、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有大把的黑色如洪水猛兽般涌来,那种黑与静,是绝望。它吞噬掉了自我,让人陷进无穷尽的虚空当中。

他想结束这种虚无的状态,终于在26岁的这一年,搭乘了一辆火车——那辆曾经在他内心演习过无数次出逃的火车,沿着京九线,一路北上,生机勃勃地抵达一个叫郑州的城市。

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二年。这是一段难以言明的经历。连日后阿乙追问起来,也难以回答那时的决定是否正确。尽管如此,但恰恰是这段曾经誓死叛逃过的岁月,成为了他写作生涯中重要的“县城经验”。

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一次分享会中,阿乙说:

离开县城、离开公务员这个铁饭碗,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是光荣还是渺小?现在我快40岁,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答案。不像过去,觉得出走就是个光荣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沧桑和疲惫多了,一个人在外面把所有东西扛下来时,很累。如果知道我是要为写作拼命,就不会离开县城。一个写作者最希望的生活,是一来伸手、二来张口。在小县城里完全可以这样,妈妈把什么都做好,你就可以专心去写作。为什么我到三十多岁才开始写作,之前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北上郑州,阿乙投其所好,成为了一家媒体的体育编辑。彼时人生,文学不在场。他撰写了大量体育文章见于各类体育期刊论坛。在一个比瑞昌县城更大的城市里,阿乙如苍鹰,盯住了加缪、卡夫卡、福克纳等这些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重建,进而奉行“人生苦短,只读经典”的阅读信念。

2004年后,阿乙继续向北,来到了更大的城市北京,离生活过的瑞昌县城千里之遥,南北相望,像赴一场炙热而久违的邀约。

《情史失踪者》(译林出版社)

3

现在的阿乙,寡言、冷峻、温和。你全然看不出来他过去是个喜闹之人。一个喜闹之人总是拒绝无聊的。

上警校期间,他喜欢把女孩的名字刻在上铺床板,每天就望着那几个字打发时间。时间实在打发不了,觉得该流点眼泪,就睁大眼睛。眼泪流出后,欣喜若狂,整个人悲伤一两个小时,都只是为打发时间。(在一次分享会上,阿乙如是说。)

阿乙对这种虚无的生命状态深有体会。多年后,他在短篇小说《先知》里,借主人公朱爱国之口,给这种生命状态冠以了深层次的含义:这就是人类的共同语言,而由这种意识带来的的行为只有一种,那就是杀死时间。

现在,当我们读到阿乙作品时会发现,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状态,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生命体验。

无聊不能说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但许多思想家和文学家归类于是一种人格品质。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自诩为“无聊的爱好者”,朋友批评他无所事事时,他回答道:“要工作很容易,但真正的闲暇对人来说却很难。”思想家齐奥兰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一个朋友告诉我,因为他不能工作,所以太无聊了。我回答他的是,无聊是一种优越的状态,将它与工作扯在一起是低估了它。”阿乙则说,无聊实际上是一种自由,它区别于传统,是一种时间层面的自由。

在一篇《重合》的文章中,阿乙也例举了毕稀纳话剧《雷昂采与蕾娜》的台词:人们所干的一切无不是出于无聊。又谈到博尔赫斯小说《永生》中的题记:所罗门说,普天之下并无新鲜事。

虽然我们不能认为,阿乙把无聊定义为逼近伟大,但似乎看到了他对这种存在状态的宽恕与解读。而正是因为这种真实的生命体验,才有了之后那部重要的文学中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

4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书名自于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无聊的青年阿历克斯总是和他的同伴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部作品最初取名为《猫和老鼠》,写作的动机源于一起真实的案件,发生在2006年:一名高三的学生,以调解家庭矛盾为借口,请求一名女同学到家中调解,将其杀害。

这起案件被《新京报》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杀人犯既非出于仇杀、情杀,也并非谋财害命,被定义为是一起“无由谋杀案”。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主人公“我”,在19岁的那年,因为极度的虚空、无聊,杀掉了一位美丽又有才华,并且身世可怜的女同学。故意引火上身,引发社会关注,从而与警方展开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

阿乙根据一条2006年的那起案件,设计出这样一条逻辑链:

——因为感到极度的无聊,因为凭借自己无法获取充实;

——赵大伟决定将自己投入到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中;

——即:警察追他,他逃跑;

——警察持续地追,他持续地跑;

——因此他杀害了一个人,以引起警察注意;

——为了获取逃亡资金,他盗窃伯母家财物并变卖;

——为了确保警察追捕的力度够大,他杀害了一名漂亮、优秀、身世可怜的女同学;

——只有漂亮、优秀、身世可怜的女同学被害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愤怒。

在2019年新修订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前文部分,加上了一段这样的话:

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说,“老年人面临兴趣缺乏又时间过多的状况。”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是老年人,而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人都是老年人,以前世纪的人可以算作是中年或少年。

阿乙在这段文字中,谈到的是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当前社会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在一次以《新时期虚无主义》的演说中,阿乙谈到了自己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同样问题:

从1997年到2006年,将近十年的时间,我自己表现得极其无聊。那正是我21岁到30岁的黄金时期,我将这样的时光付之虚度。无聊和悔恨几乎噬空我的心灵。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在举目无亲的郑州街头徒劳无益地行走,感觉没有任何目标会接纳我,一直这样恐慌地走到天黑,才因为饥饿,找到一家餐馆,将将安顿自己。塞缪尔·约翰生在他的书籍《幸福谷》中写来自阿比西尼亚的拉塞拉斯王子,曾在桃花源自语:在吃喝睡的间隔时间,最是沉闷无聊。真渴望尽快地饥饿困乏,快些度过那些枯燥乏味的时光。我也是如此,我渴望尽快地被饥饿与困乏绑架。我记得我在路过郑州市的广场时,走向一座巨大高耸的雕像,我走过去的目的就是想看这座赤裸的男性雕像,下身有没有雕上生殖器。“没有!”到现在我都能听见自己当初铿锵有力的回答。这是一个无聊人毕生都可以向他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的财富。我记得自己还将一个笑话讲了六年,几乎跟每一个认识的人讲。我在那时候盼望艳遇、街道上的斗殴、火灾以及世界大战,然而什么也没发生。因此我看到赵大伟这个案件时,看到他所透露出的那些寂寞、孤独、自闭的零星信息,觉得找到一个相似的自己,一个突破法律和道德边界的自己。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赵大伟(注:前文提到2006年西安杀人犯)也和我一样,根本无法用掉自己。正是因为无法用掉自己,他选择一场猫鼠游戏。

阿乙将这种虚无的血脉汹涌地浇灌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的“我”身上,主人公在杀人之前,启动了两套方案,当他觉得要杀的目标可能不会再来后,他打算启动第二套方案:“随便找个人对付。”也就是说,那天的“我”,非杀个人不可。最终,他的目标来了。

阿乙在描述“我”如何噬杀一位美少女的时候,文字冷静到窒息。不是将一块玉粗暴地敲碎的那种,而是将玉掰断、揉碎、切割、焚烧,是一个注重过程地毁灭。作为读者,你会试图去营救而最终只能看着他把尸体搬进洗衣机。

主人公杀完人后,开始了一段充实而兴致磅礴地逃亡,最终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直到最后,玩腻了,觉得没劲,又进入了虚空的状态,决定投案。

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声称,无聊不仅是一些罪恶的根源,同时也是一些罪恶的终结。《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主人公,因无聊而杀人,最终因无聊而投案。很多地方把《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归类于侦探、悬疑类小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部侦探悬疑小说,更准确点这是一部社会问题的犯罪小说,这部作品写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困惑,写当代人如何面对这一困惑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无缘无故的发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道德不是自然的,但也不是非自然的,无聊亦是如此。

阿乙X江子:零度写作

对话:零度写作

嘉宾:阿乙X江子(散文家、江西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江子:首先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你都回答过,但是我们想听到原声。你是如何从一个警察走向文学道路?

阿乙:走向文学,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火车,一个是警服。我当时从公安局回到我的家里,大概要走一公里的路程。这一公里的路我都是要穿警服,这一路上总觉得市井百态都要去过问,碰到事情你总不能捂着脸走过去,因为责任所在,很难做到不去理采,我会觉得下班的这一段路,比上班的时间还要累。

另外,我个人体质比较弱,后来,我自己分析,我这么做下去,实在是有愧于警察这个职业,如果是追小偷跑也就罢了,但有时候情况是反过来的。我曾经在乡下去抓一个人的时候,遇到一条狗我就退避三舍,连狗都奈何不了。

当时京九线从我们瑞昌县穿城而过,我原来是二中毕业,那旁边有条铁轨,铁轨线直接到南昌,上游连接武汉,建成通车以后,每天从我们学校旁边过,一下就改变我的意识,很小的时候,我就认为瑞昌县城是最大的,火车来了以后,北京就变得更具具体起来,进而知道了有巴黎,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那时候,我感觉所有坐在火车车窗旁边的人都是一个“他者”,他就看着我们像一棵树一样,根就扎在那里,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挪动起来,不能再原封不动的一辈子待下去,我的父亲、祖父花了两代人的努力,从乡村到了县城,所以,我就想不能再在县城里面待下去,这是一个很朴实的想到外地去的梦想。这个梦想在我26年的那年,去应聘郑州晚报的体育编辑的时候实现了,正好就得以搭乘那辆火车去了郑州,实现了一个出走的梦想。

江子:你的文学血脉,很多都来自于西方名家。比如《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我非常自然地想到了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无比冷静,我就想知道,你敬重的作家,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阿乙:我受外国作家作品影响比较多,甚至我的语句都有些翻译腔的味道,我大量的看外国翻译作品,是因为我的古文功底比较差。我在读俄罗斯文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文学思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就像肤色一样差别很大,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一个心理有原罪的人,他是什么感觉,但我问很多外国的朋友他都能很认真地说出那种感觉,但现在为止我还是说不出那种感觉,我的阅读涉猎了很多外国作家,这样就养成了我比较杂乱的风格。

江子:我非常关心你作品中如何把握“温度”的调试,我看过你大量的作品都是“零度”,让作者的温度退场,控制在一个非常冷静的创作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作家的“温度”特别高,我觉得现在很多先锋作家、现代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是从零度开始,你是怎么去看待你作品中的温度?

阿乙:江子老师非常准确地把写作中的主题给提出来了,我原来没有从温度这个方面去想,我只是想到了主观和客观,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一个茫然无措的状态,我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写作,不知道如何去落笔,然后就总去想从那些老师那里去学习这些东西,在这些作家中,有些事很有温度,对大地饱有感情,有的又是非常冷酷。

那时候,我还在新闻行业里工作,当时看了一本书,叫《新闻报道与写作》,我基本上按照那本书交给我的原则来写作,我当时想,它既然能在非虚构、特写里能通行,那么在我们小说写作里也能够通行,我是这么想的,他里面有个关键性的原则就是要客观,保持零度,不能有任何的情绪。后来发现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特别明显的如巴别尔,他的那种零度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他写父亲杀掉大儿子的时候,冷酷到简直就像杀一条狗。后来我又看了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也写得非常冷峻,语句就像一个冰面一样,放着冷峻的光。我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学习的是美国犯罪小家詹姆斯·M·凯恩的风格。我的阅读也比较喜欢这种冷峻风格,这是从新闻出身所决定的。

江子:我觉得零度叙事它最能够检验一个作家内心的耐性。一个冷静的作家,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写得非常饱满。《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里那种精确、简洁,让我想起了中国当代的几位先锋作家,包括余华。一个零度叙事的作家能够抵达人性的幽深黑暗,同时,我认为阿乙老师的作品中还有一个让他抵达了一个很有深度的地方,就是真实。我读他的所有作品,我甚至认为它里面谈的故乡的一条路,说的每一个人的名字,我觉得都是真的。我觉得阿乙他是一个对真实要求非常严肃的作家。想问问阿乙,你是如何看待你作品中的真实性,真实性对你的作品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阿乙:写作的人其实胆小如鼠。他很害怕别人会说他在胡编乱造,因为写作就是虚构。对一个小说写作者来说,最大的讽刺或者是否定,就是你写的东西一点看起来都不像是真的,小说的合法性就会存疑。因此,我写作的过程中就会依赖一些真实的景象或者事件,我的很多小说都是根据很多事情改编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也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这也就决定了我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作者,不敢那么勇于去虚构,所以,我都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去起飞。

但是在真实的选择上有一个观点,就是亚里斯多德说过:事件真实的发生过,但是不可信的事情,相对于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可信的事情,相对来说更可取。就是说,虚构的事情你看起来是真的要更真实一些,如果在生活中发现了很不真实但确实是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它选到小说里来的时候,可能会是个败笔,我发现在一些我自己的作品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事在明明发生了,但它就不是很真实。 但可能不会去选择。

我曾经很想写一个小说,故事非常好玩,但因为最后是个假新闻,所以就没写。就是有个村庄,有一个长得又糙又黑的老汉特别想吃牛肉,老汉说我养了一辈子耕牛,但却没吃过牛肉,很不开心。所以那一天他就叫着要吃牛肉,那天下雨,他就晃晃悠悠在雨中走。有个屠夫知道他特别想吃牛肉的信息,但是他没有订购到。在路上,他就发现这个路旁边有一块别人扔下来的肉,挺像牛肉的,他就捡了起来,带回去想卖给老汉。但是,实际情况是老汉太想吃牛肉了,他就往高速路上走,被车给压死了,压成两截,正好有一节又老又黑又糙,看起来就像牛肉,就被屠夫捡到了。

我当时就想这个故事太好了,我要把它写出来。后来,我就觉得人肉和牛肉的区别性太大了,你再怎么写都很假。你再怎么真实,你写到小说里也是一个假的。这就是我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亚里斯多德说的:真实但不可信的事情,写进小说里实际上是很成败笔的。

江子:阿乙是做过警察的,包括他的作品,警察有警察的思维在左右他的创作。我曾经读到他一个短篇,叫《蛛网》,是讲自己从北京回来,在一个镇上换乘到另外一个地方,遇到一个盲人,阿乙在那等车,十多年没有回家的,旁边有人跟他说了一句话,阿乙搭了一句话,那个盲人居然告诉他,你是不是XX的孙子。非常精确,阿乙无比惊悚。但是,后面阿乙用警察的思维进行了分析,又推翻了前面那种可怕的设想。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描写南方的亲缘关系,像蛛网一样编织着。我现在想说的是,在阿乙的整个创作中,警察体验的经历和你的写作有哪些关系?

阿乙:《蛛网》当时我写完觉得长度够长,就发在南方周末上,后来我又加了一个下半截的故事,是一个朋友跟我讲的,就是有个人得了一场怪病,久治不愈,他的母亲送到各个医院都没有办法,就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给他拉了二胡之后,就跟她说了一句话;你家今年恐怕要戴仪见孝。这句话后来就一直在农夫心理琢磨着,后来她就想,既然天命中说要戴仪见孝,那能不能让我死,把他儿子让出来,后来她就自杀了。这个故事我朋友讲给我听的时候,非常震撼。我做警察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没有做警察的经历,估计我的第一桶金就不知道怎么开始,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中国的年轻作者,之所以出来越来越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五零后、六零后很强势,堵塞了他们后面成长的渠道,在中国如果没有活到三十岁的话,可能走不了现实主义的路线。

我当时在公安局是“山中方一日,世上有千年”,在那里你一天遇到的事情,可能比普通人在外面三年遇到的事情还要多,我很感谢那几年做警察的经历,我当时后悔我自己出去晚了,但最近我觉得,如果我再在警察岗位待个三年,可能会累计更多的素材,警察这个地方是高度凝练的生活,能看到那些性格最为突出的人,恩怨更为鲜明,我有时候,还后悔自己出来了早一些,人没有来生,所以,只能这样。

江子:我觉得《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通过“我”逃亡的视角,展现了中国最底层的面貌,展现世界的广度。我认为这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亮点之一,阿乙当时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考量?

阿乙:我在智利的时候,有个智利的小说家,他发现了我这个小说实际上是在写自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人在大量时间面前的自由。包括我的长篇《早上九点起来叫醒我》也是写在一个时间切面上我所经历的中国的现状,它更为明显,时间千禧年,是市场经济浸染过的农村,这个时候的农村已经更原来的不一样了,发生了巨大变化,是人的变化。而《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大概是2006年的事,通过逃亡者的视线,展现底层的风景,写这个小说当时体量不长,只有五六万字,但实际上废掉的有十多万字。再重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功力增长,觉得以前有些地方写的不太好,又做了修订。

江子:这个小说写得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故事,可是这个小说里面还有一个反向的力量,反向的力量是:一个作家,怀着悲悯眼睛,缓缓打量中国那个时候的现状,我觉得这是这个小说非常棒的地方。推着恶往前行,怀着善往回走,它注定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留下重要的引题,这在中国当下中青年作家中并不多见。再次感谢阿乙。(完)

[责任编辑:曾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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