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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千古事 悠然文昌里


来源:中国江西网-江西日报

5月7日,第五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抚州开幕。

抚州文昌里重焕光彩

玉隆万寿宫门楼

紧邻正觉寺的老街

5月7日,第五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抚州开幕。

当天,一曲盱河高腔《牡丹亭·游园惊梦》唱段在修复完成后的玉隆万寿宫古戏台上响起,赢得了来自省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的阵阵赞叹。这座数百年来曾经演绎过无数地方戏曲的场所,在沉寂了近百年之后,重新响起袅袅清音。

这是抚州市利用明清建筑群共同打造中国戏曲博物馆的第一步,也是当地文化复兴工程的一道剪影,是借助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契机的一幕惊艳亮相,更是文昌里历史街区携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发出的美丽宣言。

拂去岁月的尘封,我们发现,被誉为“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的文昌里,已然焕发出新的光彩。

一条内陆河流孕育了兼容并蓄的古城抚州,一座有故事的桥梁连接了文昌里的前世今生,多个印记鲜明的历史建筑在这里集聚,形成了临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理空间载体

抚河,鄱阳湖水系的主要河流之一,流域面积1.5万余平方公里,进入赣抚平原后成为抚州的母亲河。唐代中期,官府动员民众拦河修筑了一段蓄水堤坝,因值文昌星,命名为“文昌堰”,附近区域则被唤作“文昌里”。谁也不曾想到的是,一个普通的水利工程,不经意间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一个千古不灭的文化符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则契合了“文事昌盛”未来的民谣在当地流传:金台石分宰相出,文昌堰合状元生。

其实,文昌堰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和文事并没有多大关联,耕作的农民、连片的农田构成了文昌里的日常。直到两百年后,一座桥跨越抚河,连接起了被河水分割的两岸,临川文化的昌盛画卷才逐渐舒展开来。

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抚河抚州段首次架设起了一座浮桥。随后几经损毁,不断变化桥体性质,最终成了保留至今的石桥模样。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石桥被命名为“文昌桥”。

与农事为本的文昌堰不同的是,文昌桥明显承载了厚重的文化内涵。800多年来,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历代文人题咏诗文和独具临川文化特色的美好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文昌桥头晒文章”。故事讲的是明朝万历年间,陈、罗、章、艾四位临川才子与新任知府在文昌桥头的诗文交流,最终留下了“上文章下文章,文章桥头晒文章”(在抚州方言里,文章桥和文昌桥谐音),“前黄昏后黄昏,黄昏渡前渡黄昏”的绝配对句,并成就一段文人名士善意提醒、地方官员为民造福的佳话。今天,我们在文昌桥头,还能看到一个主题雕塑:四位各具才情的文人面对着太守和随从,或坐或卧袒腹淡定,自信满满地晒着他们满腹文章的肚皮。

相比广为人知的传说和诗文,很少人知道文昌桥还以另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在中国桥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文昌桥重建后,当地编了一本专志《抚郡文昌桥志》,并在数十年内两次续修。有资料显示,《文昌桥志》开创了我国编写桥梁建筑专著的先河,曾被清代各地作为建桥蓝本。桥志中所记录的修建文昌桥时工匠们创造的“干修法”施工,堪称我国古代建桥史上宝贵的民间智慧结晶。

几乎就在文昌堰开建的同一时期,数公里外一座规模并不大的庙宇开基立寺,取名正觉。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正觉寺与文昌桥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历代文人留墨众多,数次损毁和重建。而其间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给这座古寺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一员部将不忍生灵涂炭,在此剃度出家,法号“法果”。法果禅师慈悲为怀勤恳弘法,祈福天下和平,开启了正觉寺的香火兴盛之路。后人赠联:“将门才出入空门,一领袈装,无意恋营中绿柳;杀界喜休开佛界,三生香火,有缘结座上青莲。”如今的千年古刹正觉寺,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倾力建设,香客云集、游人如织,已然是闻名遐迩的江南佛教大丛林。

与正觉寺隔路相望约百米开外,有一处大有来头的道教建筑——玉隆万寿宫。这个名号出自于政和六年(1116年)。时年,宋徽宗一道诏书将遍布全国的“玉隆宫”统一赐名为“玉隆万寿宫”。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抚州玉隆万寿宫开启了光辉岁月,经过当地商人和民众的多次修建,不仅成了远近驰名的道教圣地,还以具有浓郁临川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成为最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抚州市中心城区内唯一一座“国保”文物。

这一点,与文昌桥着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正觉寺不远处的侧畔,还有一个可圈可点的历史建筑——圣若瑟大教堂。这座始建于1908年的大教堂属于典型的西方哥特式建筑风格,如今已成为全国大型教堂和全省重点开放教堂,业内人士将其认定为全国第三大天主教堂。1995年,被收入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印的《中国宗教文化大观》画册。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杨涛在文昌里实地考察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昌里现仍保留的正觉寺、玉隆万寿宫、天主教堂等多元宗教遗存,显示了文昌里作为临川宗教文化的典型代表地和多元文化发展的活态展示馆的历史价值。中西宗教节庆与传统集市庙会在文昌里街区形成了独特的共存状态,多元的非物质文化也成为文昌里的重要标志。

在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区域内,佛、道、文、商、民等元素完整,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在这里和谐共处,中西方文明在这里无缝合璧。这些都赋予了文昌里厚重的文化底蕴

“黄花漠漠弄秋晖,无数蜜蜂花上飞。不忍独醒辜尔去,殷勤为折一枝归。”这首漾满喜悦之情的诗句出自宋代一位少年之手,写的是他眼里的文昌里。那时,抚河之上还没有文昌桥,住在对岸的少年便经常乘一叶扁舟往来两地。

很多年后,这位“不忍独醒”的少年考取功名一路为官到了京城,两度任相,大力推行新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变法运动。在他的影响和提携下,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构成了临川文化的才子核心群体。既唤醒了更多的有识之士,也遥遥回应了那则出自文昌堰的预言。

这位少年名叫王安石。

熙宁十年(1077年)六月,辞官归乡的王安石又一次来到文昌里,留宿正觉寺的当晚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仙事茫茫不可知,箨在空此见孙枝。壶中若有闲天地,何苦归来问葛陂。”这是王宰相最后一次回乡。9年后,他病逝于千里之外的南京江宁。从少年充满抱负到老年落寂茫然,文昌里见证了一代名相的心境变换,也见证了历史的潮起潮落。

时光飞逝,朝代更替。到了四百多年后的明代,又一位名满天下的文学巨匠出现在文昌里的视线中。这位大师从出生到成长,辞官返乡创作出惊世作品、再到无憾去世葬于故土。从叶落归根的意义上来说,他似乎比王安石更加幸运。或许,这也是文昌里的幸运。

有意思的是,从文昌里之子汤显祖和乡邻王安石在南京一段隔世交集的历史线索中,可以窥见文昌里商业繁盛的往事。罢相降级的王安石在此郁郁而终,时任詹事府主簿的汤显祖则在这里赶上了大灾之年,为无米之炊的生存窘迫,不得不向老家求援。堂堂明朝帝都南京城的官员,竟然需要来自临川的粮食救济?

如果从南京沿水路逆行,一路追寻给汤主簿运粮船只的航行轨迹,目的地便会锁定文昌里。沿着码头上岸,数百年前,这里一派繁荣。

抚州退休干部危仁川潜心研究文昌里历史多年,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了一张文昌里的商业全景图。自明代初年开始,随着抚州商帮的崛起,文昌里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先后形成太平馆、芝兰馆、肖公庙、千户厂等众多码头,为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文昌里成为抚州的商业交易、仓储、转运中心,由此促进了文昌里工商业的兴盛,以及文昌里街区的成型。在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粮、油、棉、牲畜、竹林、杂货等30余个商业种类,手工业的铁器、木器、篾器、竹器制作及针织业等非常繁盛,金融业、医药业、饮食业、陶瓷业、造船业、运输业等产业化完整,其中仅私人钱庄就有10余家。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抚州自古为稻谷主产区,号称“赣抚粮仓”,每年都有大量粮食出省外销。商贾云集的文昌里显得尤为突出,许多街巷都有长盛不衰的粮行米店。

于是,对于汤主簿不远千里求临川米的历史迷惑,危仁川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文昌里是临川才子们的精神家园,更为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保证。

王安石、汤显祖属于文昌里众多文化符号中的代表人物。千百年来,这里的历史地位完全与其文事昌盛的地名相符。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任抚州刺史期间,将故乡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移植至文昌里前进村,修建“王祥卧冰池”。后世百姓在其旁建孝义寺,延续至今;东晋年间临川内史谢灵运,为缓解文昌里水患,主持修建中洲圩堤。百姓感其恩德,修建康公庙,尊谢灵运为康公菩萨,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举行庙会作为纪念;北宋词人宰相晏殊多次在此游览,其留下的《正觉寺》诗文流传至今……

故人自兹去,故地依旧在。透过这些前尘往事,分明清晰的是一个多元宗教、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和谐共生的活态展示馆。文昌里见证的,正是昔日临川的文化视野和包容襟怀。

随着凝结了专家学者智慧与远见的规划方案渐次实施呈现,隐然显现出文昌里的涅盘路径。这是对千年悠久而灿烂文明的坚定传承,更是一个关乎临川文化复兴和发展的现实梦境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出自习近平总书记之口,这是总书记对人类历史文化保护的期待。

抚州市广大群众以实际行动,在文昌里的改造、修复、建设过程中,认真回应了这份期待: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聘请深圳华侨城的策划单位编制商业业态策划,确定“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国家5A级景区”的总体定位和汤显祖戏曲文化的发展主线……

抚州市文昌里管委会副主任熊小亮向记者介绍,面对文昌里这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街区,规划者和建设者们结合了主要的历史发展背景,从文化地理、产业经济、科学技术、社会与文化等维度,对街区的文化、宗教、商业、社会等历史文化分层进行了识别,提炼出独具特色的文昌里历史文化价值。对于历史建筑的具体修缮,没有仅仅停留在“修旧如旧”的表象,而是从加强建筑个体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为核心,增强建筑的历史文化辨识度,探索体现遗产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细节多样性、人文色彩丰富性的老街修缮方式。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兵欣喜地表示,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探讨正确的街区保护方法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五月立夏。入夜时分,行走在文昌里的古街,赣东传统风格的店铺和中西合璧的民国风格建筑交错,千姿百态的彩灯与错落有致的古建筑交相辉映,古诗词、“临川四梦”戏剧造型等光影映射在墙面,处处都能感受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再加上古街两边各式地方传统特色美食、传统手工艺、非遗文化展示等业态的依存,置身其间,明清古韵重现,恍若静止了时间、穿越了历史。

遥想四百多年前,汤显祖以戏曲作品为载体构筑了追求自由和真爱的“临川四梦”。今日的文昌里,作为临川文化的重要代表和符号,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留存责任和唤醒智慧,并以凤凰涅盘般的重生实践,使传统文化在薪火相传中更加自信、自觉。

这份自信和自觉来自于汤翁倾其一生打造的美丽梦境,来自于文昌里本身历经千年的变迁和历史时空,来自于当代城市建设者们对临川文化的保护之梦、复兴之梦和发展之梦。

这个梦境,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本报记者温凡 文/图

[责任编辑: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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