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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传承红色基因 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

《文化·大家》第45期丨风云聚散,惟有书藏千年


来源:凤凰网江西综合

“藏之名山”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传统,三千年来的藏书史话,绵延悠长。在支系庞杂的藏书体系里,庐山因为与历代名流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进而使得这里的藏书有了另一番色泽。庐山藏书,始于庐

“藏之名山”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传统,三千年来的藏书史话,绵延悠长。在支系庞杂的藏书体系里,庐山因为与历代名流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进而使得这里的藏书有了另一番色泽。

1. 藏书与早期人文活动

庐山藏书,始于庐山早期的文人活动。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庐山的文人。 在《史记》中记述:“余南登庐山,现禹疏九江”,这是司马迁在游览庐山之后记录的情形。

据说,在公元126年的时候,一位身披青丝长衫、手拄青竹的游山之人,沿着蜿蜒的樵径,登上了这庐山的绝顶。随即,他便写下了在了“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的词句。

司马迁上庐山,翻开了庐山人文活动的崭新一页。自此后,庐山与名人结缘,此后,又有陶渊明、慧远、陆修静、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朱熹等历朝历代文化名人在这里留有“踪迹”。是他们的到来,为庐山不一样的藏书文化输入了血脉。

一次慧远送别陶渊明、陆修静,因言谈融洽投机,不知不觉中越过了虎溪,寺后老虎大声吼叫起来,三人不觉抚掌大笑。

2.陆修静建道家经库

在江西文化史上,见于记载的藏书活动,最早可追溯到南朝的寺庙藏书。

吴兴(今浙江湖州)人陆修静在庐山创建简寂观,有道藏阁,凡“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均以“龙筐贮之”。 

陆修静在简寂观研经传道达7年之久,观内道藏阁拥有当时最完备的道家藏书,是道教最大的经库。

书院藏书或私家藏书,则从唐代开始,江西最早的私家书院是唐昭宗朝江州精阳县(故址在今江西德安县境内),陈崇家族创办的东佳书堂,这个书堂有“堂戾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足见这个书堂藏书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学舍藏书则从南唐才出现,如南唐开元年间,建于李渤读书处庐山白鹿洞的“庐山国学”(北宋以后演变为白鹿洞书院),当有不少藏书。

东林寺

3. 东林寺的佛经藏地

在古代,庐山的藏书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来说都十分丰富。藏书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书院、寺观以及一些私家藏书楼,而藏书的内容也以经、史、子、集、佛、道经为主。

庐山不仅寺观密集,而且寺观藏书相当突出,几乎寺寺有经藏。例如东林寺,黄龙寺和白鹿洞书院。而这其中以东林寺藏经楼所藏经书最为出名,曾在唐代与长安西明寺藏经并称国内第一。

庐山东林寺中大量的藏经和它在历史上佛教名山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东晋的慧远法师学问精深,在东林寺讲经说法三十余年,使庐山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和译经基地。

当时的慧远法师痛感“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曾派弟子法净、法领远赴西域取经,“皆获胡本,得以传译”。    

在慧远的倡导下,东林寺还翻译了大量佛经,如:《达摩多陀禅经》 ,《华严经》,《三法度经》,《阿毗昙心经》等多种经书。

除了收集经书外,对于这些藏书的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的,曾命专门的僧侣专门看管,还有着“不供外家,不出寺”的规定。

慧远的这些举措都使得东林寺内的佛经藏量大量增加,而且具有很高的价值。在唐代元和四年( 809 年) , 江西观察使韦丹兴建了经藏阁, 并施经书, 使寺中藏书达一万余卷, 为天下佛书之最,寺中还藏有慧远文集及十八贤人著作等。

东林寺中最有名的别藏就是著名的《白氏文集》,当年白居易亲自将《白氏文集》存置于东林寺别藏中。而白居易的举动对东林寺的藏书日益丰富也是有影响,在他之后又不少文人墨客将自己的文集藏于东林寺,这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提升了东林寺藏书的分量。

4、.国内最早私人藏书馆李氏山房

除去寺院外,私人的藏书楼或者藏书阁也是古代书籍的主要收集地之一。在庐山,私人的藏书地有许多,比如李白的“太白书堂”,还有著名的李氏山房。

由于年代已经十分久远,许多当年的藏书地都已然不存在了。现今李氏山房的旧址,庐山的五老峰下,只有一株千年银杏树还在。

据《星子县志》中记载,李氏山房的前身是北宋时楞枷院中的白马寺。据刘庐松介绍,在北宋时期,李常(字公铎)和他的弟弟李布在白马寺筑房读书。李常非常的勤奋,经常自己抄书来读,累计下来也有万卷之多。而后他与弟弟都科场成名,其中李常官至礼部部侍郎、兵部尚书,并以藏书家兼诗人留名于世。李氏兄弟踏入仕途后,还经常惦记自己曾经读书的地方,后来更将自己所藏的9000多卷书赠与白马寺,化私为公, 供人们阅读。为纪念李氏兄弟赠书仁义慷慨之举,人们将兄弟读书房誉于“李氏山房”,也称“公铎山房”。

李氏山房的闻名则离不开苏轼的那首《李氏山房藏书记》,赞李常的高尚行为。在李氏山房名声雀起后,前来探访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

李常的弟弟则把《李氏山房藏书记》刻石立于楞伽院白石寺内,被后人称之为《山房碑》。闻名于世的李氏山房毁于咸丰六年,遭太平军焚毁。

4.六万册古籍与五千二百册善本

从牯岭街通往“美庐”的一条必经之路上,一座红色尖顶的欧式建筑风格的房子,是庐山图书馆的所在地。它的诞生事实上承载了近百年来荣辱,是近代时局命运的侧影。

庐山图书馆经过多年的藏书建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书体系,现总藏书四十三万册(件),其中古籍图书近六万册,古籍当中有善本五千二百册,善本书中明朝中叶至明朝后期的版本有一千余册,古籍中还有众多的地方志、诗文总集和别集、宗教著作等;总藏书中有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外文原图书三万六千余册,主要出版地为伦敦和纽约,以英文为主,为英美文学、历史地理、教科书和宗教等方面的图书;另还藏有民国时期出版物三万册。

庐山的古书籍藏量十分丰富,而近代乃至现代的藏书也一点都不逊色,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现在庐山图书馆中的外文原版图书的藏量了,现今的庐山图书馆中大约有三万六千多册外文原版图书。

庐山的外文原版图书,是外国人选择到庐山生活居住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886 年, 英国教士李德立租借庐山,使得庐山成为当时国内惟一的高山租借地。此后,陆续有许多外国人开始入住庐山。

据了解,在1917年,长居庐山的外国人涉及15个国家,大约1746人;而到了1931年,大约有17个国家共2840人长居庐山。这些居住在庐山的外国人职业分布也非常之广,有牧师、学生、医生、休养者等。

当时西方人来到庐山,创办了一些教会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比如:牯岭美国学校图书馆和基督教中华内地传教学校图书馆。

些留在庐山的外文原版图书包含的领域是非常广的,有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等方面,而且十分珍贵。如:1898年伦敦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等世界名家的英译本。还有一些珍贵的英汉字典,如:1892年伦敦出版的《英汉大字典》,1916年美国出版的《韦氏大字典》等,这些珍贵的字典不仅仅有着很高的收藏价值,而且为早年庐山上的翻译工作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庐山图书馆建成后就对图书展开了收集工作,其中大多现存在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便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期间收集的。

在庐山图书馆的一进门位置,有一张表详尽的列着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庐山图书馆中借阅过的书籍。

据1959年在专为会议所设的文娱组工作的殷荫元回忆,当年毛泽东北登庐山,下榻于30年代就以“美庐”著称的枯岭河东路180号别墅,下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想要看庐山志书。而后就从庐山图书馆中借了一本民国22年由吴宗慈编幕的《庐山志十二卷》给主席。主席看过后又于当天下午再次向庐山图书馆借阅了吴索慈于国民三十六年编幕完成的《庐山续志稿》。除了《庐山志》之外,毛泽东还从庐山图书馆阅读过《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等等。

古籍善本是庐山图书馆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也是最富有文献价值的。庐山图书馆有古籍图书近六万册,其中善本有五千二百册,善本书中明朝中叶至明朝后期的版本有一千余册,古籍中还有众多的地方志、诗文总集和别集、宗教著作等。

从《庐山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录》可以了解到,庐山古籍善本的藏书资源丰富。在庐山图书馆的馆藏中,最有历史的就是明代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刻史书十八部。而在明清两代的图书中,比较有意思的古籍善本有明代孙鑛批点的《春秋左传》、又有清康熙内府刻本《万寿盛典初集》一百三十卷,而清代咸丰年间的《皇朝外蕃图》三册亦为较佳者。然而,在庐山图书馆内有这样价值的古籍善本枚不胜举。 

2014年,西泠印社2014秋拍在杭州开拍,其中古籍善本专场上,北宋刻本《妙法莲华经入注七卷》以943万(含15%的拍卖佣金)高价成交。

5.宋代江西家族藏书全国第一

江西古代藏书起步较晚,但藏书历史仍然远久,且藏书形式多种多样,有寺现藏书、学舍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

宋代,江西藏书家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据《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统计,宋代410余名私人藏书家中,江西就有89名,约占宋代藏书家的五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浙江。在89名江西藏书家中,又有8家是沿袭数代的藏书世家,位居全国第一位。这8家藏书世家,不仅在我国古代藏书事业中,很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充分体现了宋代江西文化家族性的特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江西新余人刘式的墨庄藏书,共传至六世。这与刘式夫人陈氏课书教子,爱护墨庄图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她常常教导诸子说,这时你们父亲的藏书,要好好保护和学习。倘若其子怠于学,她就以拒绝吃饭的苦行去感化他们。之后,她的儿子及后代都因在墨庄读书,以文章器业成为当时的文化名人。

在宋代江西藏书事业最为鼎盛的阶段,欧阳修是当时最值得称道的藏书大家。他四岁时丧父,家境贫寒如水,以至于欧母不得不用荻茎画地,教其识文断字。也就在这个时候,养成了欧阳修对记载文字的书籍的偏爱。十岁那年,欧阳修在随州童年好友家的弊筐中,发现一部《昌黎先生文集》六卷残本,主人同意赠送给他。这便是欧阳修第一部藏书。当他读了韩愈文集后,感到“浓厚而雄博”“浩然无涯”,于是下定决心,要高擎韩愈之文、之道的旗帜,来反对号为时文的颓废文风。

30多年来,欧阳修四方寻求收藏韩愈文集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补缀,成为当时最为完善之本。并以此为契机,与当时著名文学家尹师鲁等人相互倡导,学作韩愈式的古文。“其后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达到“学者非韩不学”的地步。这就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也因此成为名垂千古的散文大家。

到了明代,江西仍然延续了两宋时期藏书文化的余韵,虽然明代江西藏书事业有所衰落,但期间也涌现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藏书家。其中,汤显祖、杨士奇等为当时藏书家典型代表人物。

汤显祖为“玉茗堂派”的鼻祖,素有“东方莎士比亚”之誉。他生性嗜书如命,其玉茗堂藏词曲甚富,积至数千种,佳本皆能口诵之。其曾祖汤峻明和祖父,均爱读书、聚书,藏书累计四万余卷。

杨士奇,历翰林学士、左春坊大学士、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正统阁进少师,卒谥文贞。元末明初的贤士杨士奇,虽家道贫寒,但爱书成癖。有一天,他为买《史略》一书,其母亲卖掉家中正下蛋的母鸡,凑足100文钱为其购置图书。这就是流传于世的“卖鸡市书”的佳话。杨士奇出仕后,薪俸所余,皆为购书之资,故藏书甚丰。

上述二人一个是台阁体首领,一个为著名戏剧家,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文坛领袖,同时又是明代著名藏书家。也由此带动了许多官宦士族、社会名流加入藏书的行列。

清代时,江西私家藏书事业再次兴起,虽然此时私家藏书的中心已经移至江浙一带,但江西在全国仍占据重要地位,其藏书家数量和藏书规模仅次于江浙,大约与安徽和山东持平,而远超其他中部省份。其中藏书较多,影响较大的为康熙雍正时期临川藏书家李绂。他在藏书规模和仕途成就上都达到了足够的高度,并“倡行理学,力图调和朱陆,学问渊博。又多抄录《永乐大典》中世所罕见之本,在辑收逸书方面贡献颇巨。

到了清朝晚期,私家藏书事业进入了鼎盛时期,有文献记载的藏书达万卷以上的江西私人藏书家有三十余人,其中藏书数量达到十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李盛铎父子,高安蓝钰,泰和萧敷政,宜丰胡思敬、奉新许振祎等。

[责任编辑:曾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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