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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油画家姜国芳:我是一个特傻的画家


来源:凤凰江西

姜国芳是一位低调的画家。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他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为人的含蓄安静显得有些不成正比。

姜国芳是一位低调的画家。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他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为人的含蓄安静显得有些不成正比。1978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在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任教长达20年。而他从1987年开始创作以紫禁城为主题的油画作品,从早年的“无意识的”、冲动的、纯粹表达内心感受的创作,到近十年中对紫禁城这个大文化概念的纵深探索,他的油画语言,已修炼到一种真正丰沛饱满、言之有物的境界。

在今春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中,姜国芳带来了《晚霞》和《远方的钟声》两幅他于2012年完成的作品,分别以170多万和90多万港币的成交价售出。当我们凝望他所绘制出的紫禁城世界,为其中的色调、氛围、精致与美轮美奂的格局而爱不释手时,这位始终保有一份淳朴与自省的画家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特傻的、只知道画画的画家。

姜国芳从1987年开始进行油画创作。此前的他从中央美院毕业后,留校担任教职,画了不少体制内的(像是全国美展)作品。而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想独创一种个人的绘画方式,而不再只满足于画那些和主旋律有关的作品。所以1998年,他选择了辞职,开始进行完全自由的个人创作。

1993年,姜国芳来到香港,次年,他在香港举行了自己的第一次个展,展出此前六、七年中所绘制的“紫禁城系列作品”。展出的14张作品里,开展当晚就卖掉了12张,当时的市场给予了他极大肯定。画廊老板也力邀他进行更多创作。于是他开始以一年平均画十张左右的速度,每两年来港举行一次个展。直到2004年,他将他的“紫禁城系列”带入故宫博物院举行“姜国芳紫禁城系列展”,其后又前往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进行展览。

西方古典主义精神融合中国当代审美

关于自己绘画的缘起,姜国芳认为:“最早想画的是我的童年生活,小时候放过牛在农村呆过,所以想画一画农村老家的风土,但好像不太受市场欢迎。对于我们这种在体制外自谋生路的画家,必须要有生活来源。那我的工作就是画画,如果画不来生活来源,没办法生存下去,就只能尝试画一些能卖掉的作品。”他尝试过画牛、画静物,后来逐渐在受西方影响与自己个人的审美要求中摸索发现:中国传统中有很多非常高级的、非常有民主特点和群众基础的、老百姓喜欢的共通的美。

“所以就从这方面去琢磨,不断地挖掘,后来慢慢就上升成一种文化中的探索,想从中国的历史资源中去找它的根和源。逐步逐步差不多经历三十年,找到了一种我进行创作的理由:简单说就是一种艺术当中的唯美主义,一种新古典主义。”

我们看到西方古典主义那些十八世纪以前的作品,会被其深深吸引,被那种绘画里的美和严谨所征服。那些古典作品不像现在的东西这样随意,按姜国芳的话说,传统东西很有章法、有讲究、很经典,但现在东西可能创意很多,但没有归纳、没有筛选、经不起长时间琢磨。“现代作品可能只是一时让你兴奋激动。但古典的好的东西,像蒙娜莉萨她永远挂在那,都让你喜欢。所以我希望在画里找到一种经典的内涵,这就要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因为中国近代史可赞扬的东西不多,但几千年传统历史里,却很多很深、很值得挖掘、值得我们下功夫,并为之激动、感慨、学习的东西。”姜国芳就尝试把西方古典主义精神和中国当代人的审美结合起来--他认为这就是一种新的古典主义。

完全的古典主义受众面很小,没多少人看得懂。但完全世俗的东西又很飘很表面。而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首先要吃透古典主义精神,也要同时把握住当代人的审美,要读很多书、要体验很多东西才能找到。反之,如果找不到,就是空的。

姜国芳常和朋友探索当代与古典之间的殊异。当代的东西普遍比较浮躁、表面、极速,追求产量、数量、短时间取胜,追求短平快。“像是麦当劳,便宜、快,不经典,但受众面比较大,所以短时间里我们画的这种东西很弱势,而当代东西则很强势,可以借助团队集团作战(一百两百人),还可以借助工业化和当代科技结合,在计算机上制作打印,短时间批量生产,就可以作为一个产品。但我们完全是手工的,对自己很苛刻的,一张画如果画不好就不收工的。”

有时候,像他这样的画家,永远在追求自己心中的要求,一张画就反反复覆拖得时间很长,产量也很低。但实际上这种创作模式在拍卖市场或收藏市场会处于劣势。“當代人是需要一種交換的,就是說你要我幫忙,一定要給予我什。可我们画家只会给画,当代艺术家能给大量的作品,因为成本很低。但我们这种写实、古典的作品就给不了了。所以有时候很难取得别人的一种帮助,没有互动,所以我们处于一种劣势。”

心中总有一张未完成的作品

但从艺术角度出发,姜国芳认为,他这样的画家,生来就喜欢画画。钱固然很重要,但到一定程度上,重要的还是作品。他说自己:画了几十年,到现在60多岁了,反反复覆在香港、世界各地转过一圈之后,发现一切都是重复性的活动:展览、宣传、出画册,没什么太多新鲜感,说的都是老话题。“但唯一一种新鲜,是你看到好东西仍然有冲动去表现它,这是无止境的。你心中总有一张未完成的作品--今天画了一张画可能我觉得非常好,但明天我画新作品时,会否定这张作品,因为有张更好的作品等在那里。这是艺术家的使命:不断攀登自己艺术的高峰,这是很难的,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这个。”

为市场营造各种各样的东西,势必要做很多违心的、自己做不到的事。既然做不到,有时就要放弃,但他唯一不放弃的一点是:“我的作品还没有达到我自己的要求,我的作品中还少一张真正让我满意激动的作品。这是我永远都在追求的。”

三十到五十岁画画时,一直在做加法,如今则开始做减法,技术上想用最简练的语言,画出最丰富的内涵。姜国芳最近在家里画的几张就是这样,不断做减法。过去画面上很多很繁琐的内容,现在他尽量让它们变得简单、再简单。“但该精致的时候,却比以前更精致、更惟妙惟肖、更严谨。”

以前他畫畫是平鋪直敘,哪裡都不想放,什么都想要,這個角落裡一根繩子,那裡的一雙拖鞋,都想畫下來,可如今會覺,這些跟畫面沒多大關係。过去是画面上不断迭加很多东西,现在则是减到不能再减的程度,和画面无关统统不要。

“当然拍卖场要求的,和自己要求的不一样,所以有时要迎合他们。但还有一种能代表自己水平、能力、修养的作品,是不拿出去的,留做展览或者就纯粹自己留,不是为了卖掉。”两者之间,一种是纯市场一种是纯艺术,有时是两个轨道跑的车,无法交集。姜国芳认为:“艺术家从本质上,一生都在做实验性的东西。我们的前辈可能有些走的时候,勤勤恳恳画了几千张。但一张画都没卖掉、一张画都没拿出去过,这种人太多了。”

我是一个特傻的画家

姜国芳是一位低调的画家。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他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为人的含蓄安静显得有些不成正比。1978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在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任教长达20年。而他从1987年开始创作以紫禁城为主题的油画作品,从早年的“无意识的”、冲动的、纯粹表达内心感受的创作,到近十年中对紫禁城这个大文化概念的纵深探索,他的油画语言,已修炼到一种真正丰沛饱满、言之有物的境界。

在今春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中,姜国芳带来了《晚霞》和《远方的钟声》两幅他于2012年完成的作品,分别以170多万和90多万港币的成交价售出。当我们凝望他所绘制出的紫禁城世界,为其中的色调、氛围、精致与美轮美奂的格局而爱不释手时,这位始终保有一份淳朴与自省的画家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特傻的、只知道画画的画家。 

美院教书六年又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二十年之后,姜国芳成为一位自由画家,并尝试拒绝所有的社会干扰。他不喜欢担任社会职务,认为自己这种人应该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物,而应该属于古代那种境界。他喜欢安静、简单、比较朴素的人际关系;不喜欢时尚、丰富、虚浮。他其实就是一个很踏实安静、像农夫一样勤恳的画家。他说:“我每天从早忙到晚,早上开始做事情做到很累很累,晚上就睡觉,生活每天周而复始都是这样子。”他住在一个固定地方,把自己院子外面的干扰尽量减到最低,与世无争。所以如果有社会职务公共事务频繁出现,就会打乱他的生活规则,影响他绘画的节奏。“最简单来说,突然有件事找上门,那可能这个下午我就画不了画了。”

姜国芳的老家江西南昌目前希望他做一个自己的个人艺术馆,因而近期他需要回去看土地。“老家希望这个艺术馆反映我的所有概况,也希望我做一个这样的江西的文化景点。”功成名就,他却依然定义自己为:“我是一个特傻的画家。”

“不会去炒作自己,其实我们这一拨哥们儿都比我会炒作,我就知道画画,别的都不太擅长。但我现在也改变不了,觉得自己了,不要太贪,拍卖拍出300万和100万对我来说意义都一样。我不需要那么多钱,维持自己能继续往下走就行。”唯一不变的,是对画画这件事本身依然很专注。其他的都已不再重要。他内心的心声是:“太多财富没有用,关键是要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画的画,一张比一张好,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

“用画去再现历史”

姜国芳对自己只有阶段性的满意。对他来说,自己做了几十年的紫禁城题材,越往里画,越觉得有很多内容可被挖掘。“因为画紫禁城,它是个很大的概念,从建筑、历史题材、服饰乃至演绎出来的历史故事上都可以去画它。你想想看,从康熙到溥仪,这两百多年,太丰富了。光是热播的《甄嬛传》那一个剧里都有各种各样的角色人物,彼此之间关系又折射出那整个的大历史背景。何况整个紫禁城里的清史?”所以对于画历史的画家而言,既要钻研艺术技巧,也要钻研文史。

同个题材画了几十年,不变中也有变。姜国芳说:“这一条道往前走,路边有很多风景,我会看一下,但我不会停下来,我的目标和终点还是在最后。”

清代紫禁城为何有着取之不竭的迷人魅力,归根结底还在于其历史性。在姜氏的每张画里,都有一个故事。他说:“单说珍妃落井这一件事,你作为当代人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思考?到底是李莲英塞进去的还是慈禧下令,到底为什么珍妃要死?有很多种说法,历史小说电影都有,但正史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沒有確鉴的文献证明是慈禧下令。还有慈禧和光绪两人先后死,只差一天,光绪是被毒死的还是自己死的......两百多年,紫禁城里太多这种故事了,每一件事都会吸引你。而你创作时就会想,哪一种可能性更靠谱?能否推翻历史的一些成见?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你能不能做到这些?怎么做到?你必须要下功夫,要有说服力。”

所以姜国芳说:“我们某种程度上是个史学家,用画去再见历史。”像他画的一组《光绪遗恨》--光绪面对慈禧,但慈禧在画中并未出现,是光绪通过眼泪、感受、动作和手势,去表达他面对慈禧的心理变化。画家进行了完全形象,没有文字的表述,只因为他看了太多这些故事,种种的悬念和解释,其实全是胡涂帐。最后只化为历史书上写的不确切的只言词组。也因此,历史仍然留下许多空间和问题,给艺术家、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去演绎。

[责任编辑:曾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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